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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第三届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第三次全体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五十多家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170余名代表通过线下参会或线上接入的方式出席会议。中国人民银行陈雨露副行长、巴基斯坦前央行行长、GIP中亚办公室主席Yaseen Anwar发表了主旨演讲。保尔森基金会作为GIP的发起机构和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出席了会议。 自2018年11月GIP正式启动，截止2021年8月，成员规模已扩大到40家签署机构和12家支持机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和地区，其持有或管理的总资产达到49万亿美元。在过去的一年中，由成员机构领导的工作组成功举办了四次能力建设活动，并开发了众多工具和案例手册，包括最佳实践案例集、风险评估工具箱和绿色项目库等。 会上，GIP秘书处发布的《步入净零时代：2021年度进展报告》是追踪成员机构原则落实情况的第二份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间GIP签署机构在扩大绿色投融资、加强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宣布更有雄心的气候目标（增加绿色金融活动、遏制碳密集型活动）、全面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估以及提升环境和气候信息披露水平。 2021年是GIP中期规划——“2023愿景”实施的第一年，规划从自我评估、信息披露、绿色承诺、加大投资和成员发展等五个方面出发，对成员机构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在过去的一年里，GIP成员的整体表现达到或超过了这五个关键支柱下的大部分目标。截至2021年9月，50%的GIP签署机构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相应政策，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相关行业的支持，而越来越多的机构承诺完全退出这些行业；同时，有58%的机构设定了绿色金融的量化目标，包括规模和资产占比等。 此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金公司、瑞银集团、法国兴业银行、普华永道等十多家成员机构因在落实原则方面表现突出、在能力建设方面的领导力或对GIP的积极支持，获得最佳实践奖、最佳绿色交易奖、能力建设领袖奖、最佳支持机构奖等奖项。 会议也为GIP确定了未来的工作方向，包括协助金融机构披露对碳密集型资产的敞口和金融资产的碳足迹等。新的一年GIP将根据各工作组提交的工作计划开展更多能力建设活动。 绿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保尔森基金会作为GIP发起机构和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将继续支持GIP工作，推动建立有效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助力全球碳中和的实现。

发改委的气候议程

作者：吴佩玉  保尔森基金绿色金融中心主任 中国的权力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已将推进中国雄心勃勃的气候议程作为工作重点。因为当前，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环境、气候和碳。 去年9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宣布，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碳市场）的管理办法和交易细则，拟定于6月底的启动仪式现推迟到7月。 要实现30/60目标，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举措和贯穿整个政府的周密协调。全国碳市场，作为30/60目标的主要抓手之一，也将需要一个有实权的机构来克服并解决所有会导致延迟全国碳市场发展的因素，如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以及其它长期公认的挑战。 因此，发改委似乎越来越多地介入与30/60目标相关的工作，以确保中国能够如期实现气候目标。 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高级别气候领导小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他参会的高层领导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务委员王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这个跨部门的权力人物名单表明了气候对中央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要性。 此外，发改委已开始编制2030年碳达峰的计划，以及包括煤炭、电力、钢铁、石化、化工等关键碳密集型产业的脱碳规划。发改委还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增长，并与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合作，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随着发改委的参与，气候议程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发改委是制定和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其为实现30/60目标规划的潜在路径，为执行中国的气候优先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抓手与助力。这应该为中国近期的气候行动带来积极的推动力。 （头图：Gettyimages）

美中关系与绿色金融机遇

金融科技赋能中国通向绿色经济之路

作者：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 拯救地球所需的资金巨大。专家提出，从现在到2035年，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根据保尔森基金会的研究，未来十年，仅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趋势，每年就需要超过7000亿美元的资金。 仅靠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资金需求。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作用，创新是填补资金缺口的关键。 扩大数字金融科技的规模是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全球金融科技信贷规模从2015年的125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000亿美元，而移动金融用户数量从2011年的6000万增长到2015年的4亿。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一增长机会，使新技术与绿色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表示，中国已把金融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列为优先事项。 中国去年宣布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于新兴市场，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兴市场国家的融资需求以及环保需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最大的。以中国浙江省湖州市36家银行参与的试点项目为例，通过对当地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认定评价，对这些绿色融资企业的“可持续性表现”进行排名，从而对企业产生公众压力，促使其行为改变。 企业越绿色就越有机会获得政府的绿色贷款贴息和债券发行等激励政策，进而有助于提高其财务收益并吸引投资。湖州市的另一个试点项目表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存在正相关性。此外，环境气候影响评估得分较高的企业可参与政府搭建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促进高效低成本地绿色融资。 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进一步延伸到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中国最大的公募基金之一嘉实基金建立了一个ESG评分系统，帮助投资者评估其投资组合的ESG表现，推动更多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金融科技是收集和分析环境数据的有效工具，不仅可提供更准确的绿色投资信息，可为银行系统没有覆盖的人群提供获取资金的渠道，还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参考。 其次，中国成为绿色金融科技的领导者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国把绿色金融列为国家战略重点，并且创建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基于此，目前中国是引领全球绿色金融创新的试验田。 从国际上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环境数据质量需要改进，统一的绿色标准仍然缺乏，整个金融系统需要加强能力建设，而金融科技有助于释放大量资本。 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合作创建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监管框架及可兼容的技术基础设施，特别是在20国集团（G20）层面，将对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原载于《新政治家》刊物 (New Statesmen)最新专辑“聚焦金融科技”。点击下载该专辑的英文原版。

埃及应通过碳定价实现绿色发展

作者：戴青丽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埃及碳定价的最佳时机来临。虽然开罗在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需要一个大胆的构想才能阻止碳排放的增加。设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或碳定价——对埃及有利，将有助于使埃及成为在中东地区环境议题上的领导者。 埃及是中东和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海岸或尼罗河三角洲的水位上升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埃及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而无论是考古遗址还是海滩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仅首都开罗的空气污染成本就超过了该国GDP的1%，而电力、交通和制造业的碳排放上升也给其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成本。 虽然埃及在应对新冠危机方面比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好得多，但仍受到了冲击。对GDP贡献最大的旅游业、制造业及贯通苏伊士运河的运输业损失惨重。最近苏伊士运河的拥堵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贸易中断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为2%正增长，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4%。展望未来，埃及应该借此机会推动绿色复苏，将碳定价作为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核心。 显而易见的好处 碳定价的效果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碳排放，同时为中央政府创造收入。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政府对主要污染行业（如电力、建筑或交通）的碳排放量制定一个上限，并据此发放碳排放配额。碳排放配额可通过免费或拍卖的方式发放给企业。2016年，世界各国政府从碳市场或碳税中获得了约220亿美元的收入，到2018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40亿美元。 通过建立碳市场，埃及可以为企业碳减排提供激励机制。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碳排放量少于其获得的碳排放配额，可将剩余配额出售给其它企业。否则，企业或不得不购买配额。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会减少碳排放配额发放总量，迫使企业不断采取行动减排或为其污染支付更多费用。 埃及的碳市场规模和覆盖范围如何？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8年，埃及二氧化碳总排放量2.5亿吨，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排名第27位。其中，电力行业约占总排放量的40%，其次是交通（20%）和工业（15%）领域。只要将这三个行业纳入碳市场，就可覆盖埃及总排放量的75%左右。但是，随着新建电厂的投产以及汽车购买量和制造业在新冠危机后反弹，这些行业的碳排放量或将迅速增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 当然也存在挑战。其中之一是确保碳价或污染物价格足够高，从而抑制企业的排放行为。目前，现有碳市场的碳价各不相同，但许多都在每吨10美元左右。而专家估计，要降低碳排放量，实现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目标，需要2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 收集数据及确定碳排放配额也非常复杂，需要对主要污染行业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准确统计。即便如此，政府仍可能需要每年对配额分配进行调整，以确保定价机制的恰当性。 埃及的碳市场规模不大，因为它只覆盖有限的行业和企业。然而，一旦建立，它可以允许其企业在其它国际碳市场上进行交易。例如，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将在今年启动交易，目标是未来允许其它国家在中国的碳市场进行交易。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正积极与东南亚和中东其它国家讨论，为这些国家建立本国的碳市场提供咨询意见，目的是允许它们在中国的碳市场进行交易。 增长趋势 碳定价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减少碳排放的最快速的手段之一。目前已有40个国家和20多个城市、州和省使用碳定价机制，未来还会更多。从全球范围来看，一旦中国全国碳市场在今年6月正式启动交易，它将把碳定价机制覆盖的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从13%提高到近30%。 作为中东北非地区的传统领导者，埃及应采取大胆的步伐，建立第一个中东北非地区碳市场，并将其视为实现更可持续未来战略的核心。这对埃及本国有利，可能会给政府带来盈利，并有可能使埃及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之一。 本文原载于中东研究所网站  

中国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绿色水泥建设绿色未来

中国需要保持绿色可持续的复苏

戴青丽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英文原文首发于7月6日《南华早报》，以下为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原文译稿 戴青丽表示，中国政府在气候目标上决不能动摇，否则代价将不堪设想。 中国后新冠病毒经济纾困方案把创造就业和技术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是合情合理的。其核心是 "两新一重 "建设，旨在推动数字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及落实165个国家级重大项目。 与去年将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不同，今年环境保护被放在次重要位置，一个更为传统的刺激计划将引领复苏，其中包括至少2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建设。 在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尽管的确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中国吸取了2008年的惨痛教训：当时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对其造成的环境问题监管却非常有限。 中国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污染的空气、无法饮用的水和有毒的土壤。而这一次，中国有机会对生态环境友好的基础设施开展投资，而且中国有能力实现绿色复苏。 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举措中，第一项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包括大规模5G基站建设，以建立一个广泛使用互联网的高科技网络。该网络将容纳并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使用，这将有助于建立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生态系统，进而支持长期绿色目标的实现。 以建筑节能为例，建筑领域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使用智能电表获取精确数据，可有助于让房屋使用者通过手机进行供暖和制冷温度调节，从而减少电力需求。 而大数据可以用来衡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性，为项目的潜在投资者提供更精确的信息。 第二项新举措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重点支持二、三线城市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这一传统领域。该举措涉及新建建筑和老旧建筑改造。 作为建设绿色建筑的领先者，中国应该强制要求建筑施工方符合最高的环境标准并遵循全球的最佳实践。由于中国建筑物的平均寿命为25-30年，因此，从一开始就关注环境保护和能效提高是可以带来巨大回报的。 最后，这一新举措的第三项内容是重大工程建设——中国将重点开展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为经济发展注入资金支持。考虑到全球出口需求的下降和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中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路径选择有限，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令人不安的。 “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非易事。” 中国已经迅速跻身全球绿色债券发行大国的行列，并已设立了600多只绿色私募股权基金。这表明目前市场上可用资金很多，但主要挑战在于寻找环境友好的项目进行投资。 金融机构在为这些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时，应遵循较高的绿色信贷标准。中国为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制定了绿色投资原则，国内项目投资也应同样遵循绿色可持续原则。 此外，中国各省的重大工程项目是中央政府振兴地方经济举措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实施，中国应执行严格的污染防治准则，并要求遵循绿色建筑实践，鼓励可持续发展。 中国将继续重视环境保护，这一点仍是可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公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征求意见稿中表明，清洁煤项目将不再具备资格发行绿色债券。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也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承诺，中国政府不会放松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要求。 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和健康危机期间。但是，如果中国在气候目标上有所动摇，中国和世界或将面临的长期代价，其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在继续建设和落实经济复苏计划的同时，应全力确保其绿色可持续性。

中国光伏：迎接后补贴时代

中国的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在过去七年里一直领先于全世界。这个成就为国际社会所称道，他们同时也关注中国能否实现在2015年国家自主贡献计划中设定的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而光伏行业的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204吉瓦，几乎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中设定的2020年目标(110吉瓦)的两倍，为美国累计装机总量的三倍，甚至超过了美国与欧盟28国的光伏装机总量。 平价上网时代来临?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光伏发电补贴是推动光伏行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最常见的补贴是上网电价补贴，光伏发电项目一旦进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便可在20年内锁定高于市场水平的电价。 光伏上网电价补贴在2010年曾高达0.8元/千瓦时，以后逐步下调。2020年4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补贴进一步削减至大约0.05元/千瓦时的水平，约为2010年的十六分之一。 随着上网电价补贴逐步趋近于零，一些行业专家开始欢呼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平价上网这个概念隐含着光伏行业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可以与火电平等竞争了。 但同时，光伏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2019年，国有企业掀起了一波并购狂潮，从民营企业手里收购了4.24 吉瓦、价值140亿的太阳能电站。类似的交易此前很少见，因为光伏电站有20年上网电价的保障期，应该是可以带来稳定收入的“摇钱树”。 那么光伏行业的甩卖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由于财务业绩欠佳，股价持续低迷，许多在美国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光伏公司已经或者正在计划退市，回归私有化。 如果平价上网已经来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光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呢？ 财务状况不佳 2018年5月31日，几部委联合发布了531新政，要求加快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补贴退坡，暂停新的补贴申请。光伏市场的发展速度随即放缓，2018年下半年光伏装机容量的剧跌也不能说与此新政无关。新增装机从2017年的53吉瓦下降到44吉瓦。到2019年，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进一步下降至30吉瓦，比2017年下降了40％。 毫无疑问，补贴下降会对新建光伏发电项目产生显著的财务影响。但是，对于已经纳入补贴目录并且将补贴计入预测收入的光伏发电项目来说，光伏补贴的支付拖欠增加了财务业绩的不确定性。许多光伏企业因现金流紧张和信贷紧缩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 据国家能源局的官员估计，截至2017年底，拖欠的太阳能发电补贴总额约为1000亿人民币(140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导致拖欠光伏补贴，使光伏发电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步恶化呢？ 拖欠的光伏补贴 光伏发电补贴不会自动发放给光伏企业，需要申请进入补贴目录。而开放申请时间的不确定，批准的标准和程序也比较复杂，使得申请、批复和补贴发放过程变得很长且不可预估。而从光伏企业的角度来看，补贴每拖欠一天就意味着一天的财务损失。 今年4月，财政部恢复接受新一轮太阳能补贴申请。但只有2017年7月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光伏项目才有资格申请，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有幸最后纳入补贴目录的光伏项目，其补贴也至少延迟了三年。如果再算上处理申请和发放补贴的时间，可能还要再等上半年或者一年。 另外，由于光伏补贴资金的来源单一，不足以覆盖全部符合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一些企业的补贴申请很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拒。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是目前光伏上网电价补贴资金的唯一来源，是从电力用户的电价里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获取的。据报道，每年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只能征收到应收额的75％至80％，总计约800亿元人民币。这个基金还要补贴所有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因此即使每年征收的一半都分配给太阳能产业，也不能满足所有光伏发电项目的补贴。并且，随着光伏发电项目不断新增，这个补贴资金的缺口只会每年扩大。 保尔森基金会的研究发现，光伏发电项目已累计获得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发电补贴。但是，到2019年底，拖欠部分的补贴累计已经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上网电价补贴的执行期固定为20年，仅仅是已经获得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在未来20年还将等待领取的补贴大约在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1.6万亿的巨额空缺如何填补？ 通过提高电价里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来填补缺口？这显然行不通，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为了帮助企业削减经营成本，在2018年和2019年还将工商业电价分别下调了10%。在2020年又进一步下调，以帮助企业渡过新冠肺炎引起的财务危机。 为后补贴时代做准备 政策制定者面临两难境地：太阳能补贴计划延续的时间越久，中央政府需要填补的资金缺口就越大。而现在取消补贴可能会重创太阳能产业，导致可能无法实现203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也许，比光伏发电行业是否需要继续补贴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光伏发电行业是否已经具备能力与化石能源发电全面竞争？这个问题显然值得深入研究。不能仅仅根据一些特定光伏发电项目的发电成本来简单代表光伏发电行业的整体市场竞争能力。 另外，一些长期实行的能源政策已经不利于光伏行业的发展，是时候考虑修改了。这对光伏行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考虑是否补贴更积极。 燃煤发电项目的补贴问题 2000年以来，燃煤发电行业每年获得约1000-1200亿元的补贴，用于安装昂贵的减少污染的脱硫和脱硝设备。此外，这项政策成为地方允许新建更多燃煤发电厂的理由。而这些新增燃煤电厂恰恰使光伏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燃煤发电厂的这个补贴资金来自于财政预算，按时拨付，不存在拖欠问题，而且总额是太阳能发电行业每年获得的发电补贴的两倍以上。 燃煤发电厂得到更多电力调度 虽然弃风弃电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善，但当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竞争上网时，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在电力调度中还是会牺牲可再生能源。当电力需求下降时，可再生能源可能被迫让位于燃煤发电，产生弃风弃光现象，导致新能源企业收入减少。 光伏政策缺乏连续性和透明度 光伏行业需要不断猜测下一项补贴政策的内容、时间和办法，以及怎样才能幸运地进入补贴目录并最终获得补贴。因此，光伏投资者对财务回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太阳能市场也就更加变化无常。 中国的光伏行业现在就要准备好拥抱后补贴时代，但要清醒认识到平价上网时代还未降临。只有在不依赖于补贴的市场机制真正建立后，光伏发电行业能真正与化石能源发电全面抗衡时，我们才能确认平价上网时代的来临，并为此欢呼。...

中国碳市场纵览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然而中国现有区域碳市场与欧盟和北美碳市场（包括加州碳市场和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相比，就交易量而言，规模较小。欧盟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最大，是中国自2013年以来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交易量的近100倍。 数据参考: Sinocarbon, Carbon Pulse, ICAP   中国区域碳市场的发展，在碳配额交易量、交易金额及价格等方面差异较大。广东省碳排放配额交易量居全国各区域市场首位，北京市的碳配额价格最高且纳入控排企业的数量最多。 数据参考: Sinocarbon and Refinitiv   中国的全国碳市场预计在2020年底前正式启动交易。首批仅纳入电力行业，中国也将超过欧盟和北美碳市场总和，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随着其他行业的逐渐纳入，中国将有可能因其体量优势，推动全球碳定价进程。 数据参考: S&P Global, C2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