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_scene

中国新的绿色债券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20版绿色债券目录》（征求意见稿）”）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绿色债券认定标准与其他国家的接轨。在新发布的《2020版绿色债券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已将 "清洁煤 "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清单中剔除。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对中国2015年版绿色债券目录中涉煤内容的重要修订。 在此之前，中国绿色债券目录将 "煤炭清洁利用 "纳入绿色债券支持范围。其理由是，所谓的“清洁煤”技术，如煤炭洗选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可以使“肮脏”的化石能源变得清洁，同时鉴于中国对煤炭的过度依赖，将这一类别全部排除在外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这一妥协导致许多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感到忧虑，并造成中国与全球广泛使用的绿色债券标准存在分歧。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为558亿美元，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为313亿美元，而24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只符合中国绿色定义但不符合国际标准。 如果这些债券全都符合国际绿色标准，那么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新的绿色债券标准将有助于提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据彭博社报道，新的绿色债券标准增加了绿色债券支持范围，包括——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如氢能、地热潮汐发电、生物质能、储能、碳捕捉与封存等；绿色服务领域，如碳排放交易权交易和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服务；以及清洁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如分布式充电桩和加氢站等。 中国要实现碳减排承诺，就必须从高碳的煤炭利用向低碳的替代品发展过渡。为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C控温目标，气候行动追踪组织估计，中国需要在2037年前逐步淘汰煤电。中国目前仍未步入正轨，煤电还在不断扩大。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煤炭消耗量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 (China Power) 项目研究表明，2017年中国80.6%的碳排放来自于煤炭。 在国内乃至全球碳减排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引导资金不再投向涉煤领域以及与国际绿色认定标准接轨，这已表明，中国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时尚行业的新趋势——绿色可持续供应链

时尚行业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全球化的消费品行业之一。该行业在全球有雇员上亿人，顾客更是多达几十亿人。服装日益被视为一次性产品，其生产速度在不断加快，原因在于全球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需求日益增加，而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廉价且时髦的服装。然而，人类与时尚的现代关系却对地球资源造成了伤害。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推出三篇系列博客文章，阐述时尚行业对环境的影响，分析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障碍，梳理现有的绿色倡议，探索新兴的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手段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是系列博客文章的最后一篇。 时尚行业长期成功的关键是不断推陈出新和引领潮流。随着整个行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绿色环保已成为最新发展趋势。尽管时尚行业引领者提出了各种绿色倡议，但在具体推广落实过程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环境信息的缺失和技术落后是困扰产业供应链的两个普遍问题，对于时尚行业，这两个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存在高度的价格竞争，供应链上游企业投资改进的动力不足。而供应链下游企业，如有实力的品牌和零售商，几乎也不会去鼓励上游企业将可持续性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因为这与它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这些因素导致供应链发展停滞不前，针对时尚行业减少碳足迹的紧迫问题也无法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因缺乏供应链数据采集的基础设施平台，导致环境数据和信息透明度不足。根据2020年时尚透明度指数的调研，虽然78%的品牌公司有能源和碳减排政策，但只有16%的品牌公司公布了供应链的年度碳足迹数据。  大多数碳排放产生于供应链，而品牌公司无法监测和追踪这些数据，这就意味着即使它们想改善碳足迹，也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 此外，时尚行业供应链不愿意进行技术升级，部分原因在于经营利润微薄且生产效率低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用传统方法生产一件普通棉质T恤衫需要2700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三年的饮用水。  传统制造商恪守 "没坏就别修 "的格言，而制造商与零售商没有直接关系。这就造成即使制造商有可持续性政策，也很难落实执行。当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在技术升级问题上产生分歧时，就会阻碍时尚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变革措施。 但是，前景也并非完全悲观和一片灰暗。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可以填补环境数据方面的空白，提高供应链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通过促进供应链上的数据采集，数字技术将在解决时尚行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环境报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些初创公司利用区块链和云技术已开始推动供应链发展。例如，区块链平台Provenance帮助供应链的追踪和认证，实现道德采购决策；而另一家初创公司Galaxius则提供了一个基于云的系统，跟踪从面料订单到服装交付的供应链活动。 此外，时尚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Kering Group）推出了一款名为 "My EP&L "（我的环境损益）的应用程序，可以追踪其供应链的碳排放、水消耗以及空气和水污染，并且还对设计师和学生开展可持续设计原则的教育。  而近日，丝黛拉•麦卡妮（Stella McCartney）和谷歌云（Google Cloud）宣布合作，对各类原材料的环境影响进行测算。  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促进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数据采集，从而为时尚行业实现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提供可能。 供应链生产端的技术落后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是环保材料产品的不断创新。新的纺织品、替代原材料和可持续的染色方法是科技创新的产物。例如，由木浆制成的超强吸水纤维天丝（Tencel），为合成运动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天丝的生产商兰精集团（Lenzing Group）采用闭环生产流程和可持续的染色技术，可通过反复回收制作纤维时使用的溶剂生产新的纤维。但是，因生产这些环保材料需要不断进行设备升级及成本提高，阻碍了创新性的环保材料产品被广泛接受。 第二是供应链的升级和更新。供应链的升级和更新可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发现节约成本的潜在机会、需求预测以及减少时尚行业的环境影响。Optoro和ShareCloth等初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将流程数字化，以降低多余库存，并减少纺织品浪费。然而，与更广泛地采用环保材料类似，这些新技术需要采购定制的机器或全新的生产设施，与传统的制造工艺相比，会导致成本开支的大幅增加。 仅仅用数字技术来改善供应链是不够的，需要绿色金融来推动时尚行业进行规模化转型。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商业化和规模化创新每年所需融资为200-300亿美元。 时尚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绿色金融案例。传统的贷款方已经开始发行绿色债券，并发放可持续性贷款。2019年11月，普拉达（Prada）成为首家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Credit Agricole）签署可持续性贷款的时尚公司，贷款金额5000万欧元。根据贷款条款，如果普拉达（Prada）在LEED金级或铂金级认证店铺的数量、员工接受培训的时长以及在商品生产中使用普拉达再生尼龙（Re-Nylon）等方面达到相关目标要求，就可以获得较低的贷款利息。另外，2020年2月，威富公司（VF Corporation）完成了5亿欧元的绿色债券发行。这是时尚行业发行的第一支绿色债券。 私募股权投资人也开始关注初创时尚品牌。就在去年，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通过收购Jeanologia的股份首次涉足该行业，而璞米（Permira）则收购了道德时尚品牌Reformation的多数股权。  2019年9月，3000万美元的好时尚基金（Good Fashion Fund）启动。这是首只专注于推动时尚行业创新解决方案的投资基金。  各品牌也开始组建企业风险投资部门，为绿色金融创造机会。例如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公司于2013年发起的2000万美元基金Tin Shed...

健全绿色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 期待已久的中国全国碳市场开放依然在前行的道路上。中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于2017年正式宣布启动。中国碳市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和发展中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被誉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潜在游戏规则改变者，代表着习主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核心内容。但截至目前，全国碳市场还没有正式启动交易。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让全国碳市场重回轨道的推动因素。 正如许多国家所经历的，中国碳市场在逐步走向全面运行时，面临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首先是监管机构的协同方面。例如，生态环境部负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现货市场的建立和监督管理，证监会则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期货市场。生态环境部熟悉环境保护业务但非金融市场监管者，因此在制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时，无法有效推动市场化发展。 另一方面的问题来自对各方利益的权衡。主要的高污染行业，如交通、建筑、采矿等，解决了数千万的劳动力就业，因此，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行业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尽管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发展是有益的，但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失业和工厂关闭，因此会遇到较大阻力。不过，中国近期发布的支持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将有助于这些行业企业进行能效提升和清洁生产。 在数据采集和报送方面也存在技术问题。中国的全国碳市场最初计划纳入八大高耗能行业，但最终确定为一个行业——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不过仅此一个行业，中国的碳市场规模就可能达到欧盟的近两倍，所以意义重大。但如果无法从其它行业收集到可靠数据，就不能制定恰当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因此，中国需要发布完善的政策指引以确保能够采集到必要的数据信息。此外，控排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只有这些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才能最大可能地发挥碳市场的作用。 这些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需要中国政府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随着中国不断推动新冠疫情后的“绿色”复苏，全国碳市场也许有机会重回轨道。 首先，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政治意愿看起来依然强烈。中国领导人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促进经济“绿色”发展。6月初，中国再次承诺将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据路透社6月份的报道，生态环境部发言人刘友宾声称："中国的碳减排行动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会百分百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承诺"。 碳市场建设也得到了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86%的中国受访者支持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同一份调查还表明，91%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气候变化措施，空气污染和疾病将增加很多。 其次，碳市场与刺激经济的努力并不相悖。2010年中国碳排放导致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3.5%。2018年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未来将给中国经济造成26美元的损失。考虑到2019年中国碳排放量接近103亿吨，理论上去年一年中国的隐性社会成本就高达2678亿美元。 此外，重要的是，利用市场机制不仅可以解决碳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在全球需要经济刺激的当下，来自中国的绿色发展可为全球复苏做出重要贡献。归根结底，如果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建设继续停滞不前，若不是技术障碍或监管机构的协同问题，或将归因于缺乏政治意愿。 英文原文首发于2020年6月22日《银行家》

绿色是本季的流行色 ——时尚行业如何应对环境问题

时尚行业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全球化的消费品行业之一。该行业在全球有雇员上亿人，顾客更是多达几十亿人。服装日益被视为一次性产品，其生产速度在不断加快，原因在于全球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需求日益增加，而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廉价且时髦的服装。然而，人类与时尚的现代关系却对地球资源造成了伤害。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推出三篇系列博客文章，阐述时尚行业对环境的影响，分析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障碍，梳理现有的绿色倡议，探索新兴的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手段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是系列博客文章的第二篇。 今天的服装生产是有史以来地域分布最广且最分散的时期。随着价格下降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加，服装品牌商只能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这就造成了原材料采购公司、服装生产企业和终端零售商之间的脱节，从而造成的环境影响令人担忧。 这种脱节首先就体现在快消时尚行业。H&M、Urban Outfitters、沃尔玛（Walmart）、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和J.C. Penny仅仅是众多品牌中的少数几个品牌，因生产过剩，曾被指控剪烂衣物或焚烧过剩库存产品。奢侈品牌已往拥有自己的供应链，对商品质量和专营权进行严格控制，但目前也在将生产外包,造成生产过剩。由于奢侈品牌认为折扣和捐赠会使品牌掉价，所以库存过剩对它们而言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例如，2017年，巴宝莉（Burberry）由于焚烧3700万美元的过剩库存引发了民众的愤怒。这相当于烧掉了该公司18500件最经典的卡其色风衣[1]。 是否存在转机和希望？随着时尚行业对环境影响的认识逐渐加深，一些企业正在采取行动，推动全行业就绿色议程达成共识，这一积极变化值得关注。通过时尚行业联合宣布应对环境问题的政策倡议、加强供应链碳足迹的管理、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以及鼓励可持续品牌的增长，这些举措促进了一系列的绿色倡议和行动。绿色正在成为本季的流行色。 越来越多的品牌做出了明确的承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2020年时尚透明度指数调查显示，78%的被调查品牌企业具有碳排放、废物管理和回收利用相关政策规定。 [2] 而根据2017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对于时尚行业的大多数公司而言，环境和社会因素并没有纳入企业战略的讨论范畴。[3]  这意味着时尚行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多边行动为推动时尚行业转型发展发挥作用。以慈善时尚（Fashion for Good）为例，它是个创新平台，帮助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进行规模化发展，提高生产流程。加入平台的主要品牌包括阿迪达斯 (Adidas)、夏奈尔 (Chanel) 和塔吉特（Target）。2019年，在西方七国比阿里茨峰会上，一个由世界上最大的32个时尚集团和品牌组成的联盟“时尚契约” (Fashion Pact) 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所有业务操作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其次，一些品牌采取具体措施支持绿色承诺，包括供应链的改进。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将生产回迁到英国境内的小型手工业纺织作坊。古琦（Gucci）、宝缇嘉（Bottega Veneta）和圣罗兰（Saint Laurent）这几个品牌采用一整套采购指南，为其服装系列的原材料，包括棉、丝、纸、木、金属和宝石等选择供应商。古琦（Gucci）还为受邀参加其2020年春夏季时装秀的嘉宾抵消他们所产生的碳足迹，并表示将在其商店内重复使用时装秀的布景，力图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再有，作为时尚行业绿色倡议和行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循环经济的概念也越来越受到追捧。很多时装品牌关于循环经济的传统做法主要有衣物回收和提供免费修补服务。例如，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通过“换购计划”回收了300万件衣物，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一年为客户提供了4万次修补服务。 [4] 美国著名服装公司威富公司（VF Corporation）采用另一种模式。公司推出了“衣服闭环”项目，将旧时尚产品的纱线回收用于再生产。普拉达（Prada）推广循环经济的方式也很有创意。公司推出了一个循环尼龙（ReNylon）系列，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生态尼龙（ECONYL）的创新面料。这种面料是利用渔网等废料和废弃物生产的再生尼龙纤维，可以无限次回收利用，而且保持品质不变。 此外，时尚圈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众公司，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品牌形象和业务模式的核心。像Reformation和Everlane这样的年轻公司正在打造全新的垂直整合的、透明的供应链。Reformation、Pashko和Tonlé 通过使用其它公司的过剩库存，作为它们自身新奇产品和特种面料来源。因回收面料的成本比购买新面料低20%  [5]，此举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助于利润提升。这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小众公司，由于提倡极简设计和经典款式，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爱上使用时间更长的产品。 虽然时尚品牌在不断发布其环境目标，但信息透明度低、报告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一些供应链庞杂的大公司而言，要追踪产品的碳足迹仍然是个挑战，尤其是其上游供应商缺乏有效的数据系统。数据质量和时尚预测技术对于品牌商准确预测市场需求至关重要，否则将导致低效存在。科技可以帮助生产出对环境破坏更小、可持续性更强的材料，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新面料的成本太高，很难吸引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规模化生产。时尚行业目前开展的绿色倡议和行动，已取得显著进步，但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在下一篇本系列博客文章里，我们将探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战。...

时尚行业背后的棕色忧虑

北京积极建设中国首个国际绿色金融中心

作者：孙蕊，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正致力于建设中国首个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为此，北京已着手开展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现有机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绿色金融平台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等。北京市市长陈吉宁高度重视北京市的绿色发展，陈市长曾担任中国环境保护部（生态环境部前身）部长，他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民众生活健康，更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期，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在努力由一家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交易平台转型升级为全国首个绿色资产交易所。其目标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参与到绿色债券、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绿色项目融资、碳金融等绿色资产交易。目前正在就绿色资产交易所的资产交易最优方案进行内部研究论证。 另外，北京环境交易所已在近期开展了中国绿色项目库建设。截止2019年12月底，已有1200多个项目入库，并确定了20余家合作机构，其中包括银行、保险、信托、券商、基金、上市公司、大型集团、行业协会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 北京是中国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一。中国在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目的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机制。随着中国由区域碳市场逐步向全国碳市场过渡，现有碳交易试点都不可避免面临转型升级的市场压力。 此外，北京已宣布设立北京—伦敦绿色科技创新与投资中心，作为2019年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成果之一。同时，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也将在近日宣布成立。 北京绿色资产交易所、北京—伦敦绿色科技创新与投资中心、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三大平台厚积薄发，将为中国首个国际绿色金融中心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与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发布金融科技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

2020年3月9日，北京 — 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与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今日联合发布《金融科技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案例与展望》报告。这篇报告是双方近一年的合作研究成果，综述了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运用的一些具体案例，讨论了这些运用所面临的障碍，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并从政策和产业支持角度提出了建议。 报告展示了中国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可以有效应用到绿色金融领域。这些运用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成本、效率、安全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改善，也可以为金融监管在标准推广、统计、审计与反洗绿等方面提供更加准确高效的服务。 2017年，中国政府宣布在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用于探索和示范绿色金融理念。浙江省湖州市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的实践脱颖而出。 金融科技在提速增效和加强透明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湖州市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和人保财险巨灾保险远程定损理赔系统的经验显示，金融科技可以赋能解决小微企业绿色融资障碍和提升巨灾保险理赔效率。湖州市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绿贷通”已累计帮助1.3万余家绿色小微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而人保财险巨灾保险远程定损理赔系统实现了定损理赔最快在第4天（含3天公示）完成支付。 另外一个案例是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该系统率先在湖州市进行试点，目前已完成了湖州市辖区内全部36家银行与人民银行端湖州市中心支行的联网。该系统实现了绿色信贷数据的全量、实时逐笔报送，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对辖区内银行绿色信贷的信息精准统计、管理和业绩评价。 第四个案例是湖州银行的绿色信贷管理系统。该系统利用金融科技的技术手段，解决商业银行面临的绿色项目信息获取的可靠性、可信性和风险问题，有效提升绿色信贷识别能力。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说:“报告中展示的案例显示了如何利用金融科技开发创新的绿色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中国国内推广，也可输出到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使用金融科技，探索如何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绿色金融发展和环境挑战应对将从这些创新项目中受益。”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说: “利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可有效提高绿色识别的能力，降低绿色认证的成本，降低绿色小微企业和绿色消费的融资成本及绿色资产交易成本，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在开放和扩大融资渠道方面，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和传统上难以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而言，金融科技可以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刘嘉龙说:“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应加快采用金融科技手段，打造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效监管与运行体系，将绿色金融的实操提升一个新的台阶。”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说:“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科技的发展。然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识别和度量与金融相关的环境和气候风险，以及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投资机遇。应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度量和评估环境风险和识别投资机遇方面的作用。” 报告对金融科技支持绿色金融的运用场景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认为，对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说，金融科技手段可用于建立绿色金融与绿色项目对接平台、绿色信用评价体系、绿色金融信息统计平台；对金融机构来说，这些手段可帮助金融机构提升环境风险识别能力、量化评估环境风险和进行智能定价、建立绿色评级数据库和绿色评级模型。对从事绿色活动的企业来说，金融科技可以帮助提供低成本的绿色认证及辅导服务和对接合适的金融服务。 对金融机构来说，在将金融科技运用到绿色金融业务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报告指出，这些问题包括绿色标准不统一、小微企业和消费行为缺乏绿色标准、信息不对称、环境数据质量较低、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专业能力缺失、缺乏产品和产业聚集效应等。 为了支持金融科技在绿色与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发展，报告建议相关的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提供配套政策和服务于行业的一些“公共产品”: 1）考虑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将散布在各个信息源头的企业环境处罚信息、企业排污许可证信息、绿色项目可研报告整合在一个公开数据库，便于金融机构使用。2）建议参考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有关经验，对公共环境数据和企业环境数据分类管理，建立数据授权机制。3) 在有条件的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和具有金融科技优势的城市开展绿色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试点，可采用沙盒监管的管理手段，确保绿色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 欲了解报告详情，请访问：https://paulsoninstitute.org.cn/green-finance/finance/ **** 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 保尔森基金会是一家无党派、“知行合一”的独立智库。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在快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下培育有助于维护全球秩序的中美关系。绿色金融中心成立于2018年，支持绿色金融从社会善举融入主流金融市场，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必将在此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18年12月，前身为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内部与绿色金融相关的研究团队。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绿色金融领域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工具创新、能力建设与国际合作。 媒体联系人：Tina Ren tren@paulsoninstitute.org

绿色金融在埃及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 绿色发展在埃及起步较晚，不过埃及政府在今年1月份宣布，即将确定首次推出绿色债券的计划，从而为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财政激励。“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每年12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埃及不但有主要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成熟的金融行业，而且在气候变化面前异常脆弱，因此未来将全力以赴发展绿色金融。 通过加快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埃及可以获得先发优势，而绿色债券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据年中数据，2019年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为115万亿美元，绿色债券是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虽然绿色债券仅占传统债券不足3%的比例，但2019年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增长了31.5%。随着更多的投资者寻求绿色投资机会，绿色债券的潜力巨大。 除中国以外，大力推动绿色债券这一融资方式的新兴市场国家屈指可数，尽管很多国家面临障碍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高达20%的融资需求。即便是中国也很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制定雄心勃勃的全球绿色金融议程的原因。例如，中国要兑现《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预计每年融资达1万亿美元，而超过85%的资金将来自私营部门。埃及政府需要多少资金没有具体数字，但基于先例，政府财政负担能力应该和中国相近，意味着20%或更少。 在绿色金融这一新兴市场发展中，最常被提及的障碍之一是找到合格的项目，这正好为埃及提供了机遇。大量规划的新建基础设施可以成为埃及的竞争优势，但也可能成为问题焦点。 建筑领域产生的碳排放最多，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0%。新建城市如果不按照可持续的方式设计施工，其巨大的能耗需求将拖累经济增长。建筑能耗占比通常是35%，埃及的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并进一步加重空气污染。 如果新城的建设规划能吸引绿色项目的国外投资者，则劣势可以变成优势。联合国预计，主要新兴市场绿色建筑的累计投资在2025年将达到3.4万亿美元。埃及塞西政府计划开发几座新城，包括一个新的行政首都，仅此一项就预计需要450亿美元投资。但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并执行全球可持续性指导原则。 通过要求开发商采用绿色建筑标准，如安装智能电表以更好地控制空调使用、提倡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以及使用绿色屋顶反射阳光等措施，埃及政府可以实现双重目标——既改善环境，又可将新建行政首都作为展示埃及对可持续性议程承诺的典范。此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为寻求符合绿色项目融资条件的投资者提供优质项目。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CSCEC简称中建）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筑商之一，中建已首当其冲获得了建设埃及新首都重要工程的特许经营权。埃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枢纽，塞西政府应当利用这一形象工程，展示埃及在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推行可持续政策的强烈意愿，并鼓励中建和其它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采用最高的绿色标准。这些公司在中国被要求这样做，在建设海外工程时也应当秉持同样的标准。 中国政府也面临压力，要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全球可持续性原则，在国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向其它国家“输出”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这些新标准符合埃及提升自身标准的目标。 埃及不用担心为此失去中国的融资。多家中国的金融机构都签署了国际《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仅对合格的绿色项目提供融资。习主席已将“一带一路”绿色项目融资列为首要任务，甚至作为硬性要求。埃及可以在此过程中成为赢家和模范，而不是输家。 此外，由于西方投资者对有限绿色投资机会的追逐，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可从私营部门获得大量融资。据专家预测，全球金融体系可调动大约300万亿美元的私营部门融资。在投资者寻求投资绿色的需求推动下，绿色债券市场有望在2020年达到3750亿美元的规模。然而，这些资本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 埃及应借机加快本国绿色债券的发行。与此同时，鉴于埃及有建造多个新城的宏伟目标，塞西政府应抓住机遇，推行世界一流的可持续性标准，让埃及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绿色发展的标杆。这也符合埃及的经济利益。 这篇文章最初由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发表。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在蒙特利尔银行“可持续发展领袖”播客上谈绿色金融发展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环境可持续性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应对环境挑战，通过开展可持续金融和发行绿色债券等手段来帮助解决资金缺口。实际上，据中国人民银行估计，要实现中国的环境目标，每年需投入1万亿美元，而政府财政只能负担其中的15%。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正在采取哪些举措？未来前景如何？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Deborah Lehr）近期在蒙特利尔银行“可持续发展领袖”播客（BMO Sustainability Leaders Podcast）上进行了相关对话讨论。 “中国从2016年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以来，不断赶超美国，已成为全球绿色债券最大的发行市场之一。2019年，中国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将很有可能位列全球第一。”戴青丽表示，“中国还积极推动绿色信贷，通过其政策性银行，向符合条件的绿色环保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中国在致力于制定‘绿色’标准，尽管听起来像是很基础的工作，但实际上意义重大。因为要让投资者对投资绿色充满信心，就必须要有统一的标准来鉴定‘绿色’。但即使在中国仍面临挑战，因为就算能够实现“自上而下”决策推动，也仍需就“绿色”标准定义达成共识，但目前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实现标准统一。” 制定绿色标准将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以及实现其低碳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戴青丽还就碳交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债券等问题，与蒙特利尔银行首席可持续发展官Michael Torrance进行了讨论。了解更多内容，请点击收听播客。

金融科技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

在近期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金融科技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高层研讨会上，业内权威专家就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的利用金融科技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试点示范进行了研讨交流。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通过提高数据透明性和认证效率，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信心和决心——这对于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不断具备处理海量数据信息的能力，进而为其定义和量化自身绿色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电子游戏的普及使企业可以将个人绿色行为游戏化，进而促成个人可持续行为习惯的养成。 本次研讨会明确表明，中国正在利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采取激励措施，倡导低碳行为。在此方面，中国发展前景看好。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目前已有35家银行纳入了“人民银行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试点项目，实现了与人民银行端的全量实时数据报送和环境效益测算。在此数据基础上，湖州市对当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认定评分。尽管相关数据没有公开发布，但银行可以通过获取辖区内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从而测算企业的环境足迹。对于中小企业，因其数据获得性有限，可利用第三方数据，生成其环境足迹。最终目标是为浙江省湖州市辖区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分或排名。 通过开展绿色企业认定评价，对于企业来讲，可谓益处良多。它不仅对企业形成公众压力，从而促使改善其经营行为；同时，越“绿色”的企业，获得低息贷款、绿色债券融资以及绿色私募基金等金融支持的机会越多。湖州试点项目的经验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其环境表现存在正相关。换而言之，绿色企业是更好的投资选择。 此外，环境风险评估得分较高的企业可以进入湖州当地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在此平台上，企业可为绿色项目进行网上路演，投资者或银行可为这些已评定为绿色投资的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截至目前，已有近12,000 企业通过该平台获得银行授信。鉴于这些企业已通过了资格预审，获得贷款的速度得以提高，融资成本也有所降低。该平台使企业无需出省即可与资本获得对接，正是由于企业的绿色经营状况可通过数据得以验证。 另外一个试点示范是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应用到绿色供应链管理，特别是出于保险及食品安全的考虑。在有机鲑鱼养殖场，保险范围已扩大至因疾病或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通过遥感和面部识别技术，养殖场可以通过追踪每条鲑鱼（没错，面部识别也适用于鱼类），以确认其健康状况，甚至可以追查到可能感染鲑鱼的寄生虫。遥感技术还将有助于确保完整的有机食品供应链管理。如果暴风雨袭击和围栏破坏导致鲑鱼落跑，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养殖场追踪鲑鱼，并提供损失情况记录——其数据无法更改或修改——为保险理赔申请出具可靠证明。此外，利用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确保在有机鲑鱼的运输过程中不会被替换成普通鲑鱼。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国正在不断地探索如何利用金融科技，通过网上功能，推动可持续行为。率先取得成功的是蚂蚁金服推出的“蚂蚁森林”应用程序。该程序通过个人记录其每天的碳足迹，种下一棵虚拟树，然后第三方代表个人用户种植一棵真正的树。“蚂蚁森林”不仅将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游戏化，吸引5亿个人用户，并种植了超过1.22亿棵树，而且还形成了大量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可持续行为的数据。此外，蚂蚁金服正在开展如何鉴定绿色小微企业及评级体系研究，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将有利于帮助这些私营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更多信贷优惠支持。 中国正在开展试点示范，促进金融科技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其中不乏有很好的案例。这些新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随着上述案例及其他项目的不断完善发展及规模日趋扩大，绿色金融将相应不断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