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2日对话绿色金融：徐林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他于1989年8月加入国家计委规划司，2006年起，先后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2018年10月任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他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发展计划和规划的编制，主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编制，全程参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起草工作；参与国家区域发展规划、主持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编制，参与多个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负责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规划编制；参与国家财政金融领域若干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和监管，曾连任三届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发审委委员，并曾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谈判。 他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聘研究员、全联并购公会常务副会长兼党委书记等。 他曾在南开大学、美国美利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9月宣布了中国的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并将其纳入中国首要工作任务之一。目前，碳达峰和碳中和已经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并被确定为2021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您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期间参与了多个中国的五年规划起草，在您看来，下一个五年中国落实这项目标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都有哪些？您对推进目标实现有哪些建议？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从海内外媒体反应看，一些外国朋友感觉有点出乎意料。其实，如果了解中国的发展政策演变过程，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从中国发展政策演变看，中国自签署联合国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就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后的每隔五年计划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加以关注。虽然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计划，但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国将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污染物减排和生态环境治理、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作为需要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其中部分指标实际上与应对气候变化高度相关。设置约束性指标的规划实施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实与政府职能相关发展指标的重要举措，这在西方国家可能并不容易理解，应该说是中国制度的一种特色。如果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不采取措施完成五年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是要受到追责的。恰恰是因为五年规划实施机制的特殊安排，中国的五年规划所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目标，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中国政府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简单出于官员们的主观愿望，而是为了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应作的贡献。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改善生活品质的新要求，越来越多地与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有关，人民希望呼吸更清新的空气、喝更洁净的水、吃更安全的食品，百姓的不满和抱怨也越来越多地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与此同时，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因此，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作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发展政策纲要，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积极回应，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举措。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恰恰是顺应了这一变化和要求。 要实现新的碳排放目标，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尽快行动，从提高能效水平和促进绿能替代方面加快进程，并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为此，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会是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需要对如何实现新的碳减排目标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政策举措，各个地方政府、中央相关部门的五年规划也会做出部署和安排。我参与过好几个地区“十四五”规划编制的讨论，都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为要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一些企业也积极响应 ，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碳中和行动计划。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重点开展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用最先进的能效技术和智能技术，促进建筑节能、工业节能和生活节能，提高中国的整体能效水平，使中国能效水平能够尽快达到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目前看，中国与世界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还有40%左右的差距，需要尽快缩短差距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提高绿色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比例。这包括进一步提高光能、风能、生物质能的生产和消费比例，加快光能、氢能相关领域，如材料技术、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高效电机、碳捕捉消纳技术的研发，尽快实现绿能或低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趋势看，过去10年，风电综合成本降低了70%，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80%，今后光伏有望成为最廉价的能源，并更好支撑氢能的发展，从而替代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 三是健全碳减排激励机制。应该尽快实施年度碳排放总额基础上的分配制度和交易制度，使碳减排量具有的价值能够在市场通过交易得到实现，并形成奖励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变现机制。以森林碳汇为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土森林覆盖率从12.7%提高到目前的23.3%,，产生了巨大的投入，也形成了巨大的生态和碳汇价值。如何让这些投入形成的生态碳汇价值成为市场价值，需要有好的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价值评估等市场价值变现机制。一旦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可以激励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森林碳汇和生态环境建设之中。当然，我们还需要建立系统的碳金融机制和为碳减排行为服务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倡导构建全球性有利于碳减排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制度，禁止此类技术出于任何政治或非政治目的的进出口和跨境投资限制。 2．中国的工业规模巨大，落实碳减排要求对于政府和高碳产业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推进工业低碳转型需要政府和私营资本的广泛参与，这意味着将有很多的投资机遇。您认为最大的投资机遇有哪些？ 工业是中国能源消费最大的部门，尽管工业占整个GDP的占比在持续下降，但依然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和碳排放部门。特别是钢铁制造、建材制造、电力生产等部门，都是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大户，也是中国的高碳产业部门。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实现高附加值、低耗能产业的替代，降低高碳产业部门的比重；二是推进工业领域的节能，如果能利用最先进的节能技术对工业部门的设备进行节能改造，可以节约至少30%以上的能源消耗；三是对工业部门加快实行高碳燃料和原料向低碳含量燃料和原料的替换。 在以上三个方面，私人资本都有很多的投资机会。以节能为例，我们投过和看过的企业，在参与工业节能方面都有很好的私人投资案例，年投资回报率并不低，可以达到30%左右，这样的投资回报对私人资本是有吸引力的。目前的障碍是，金融系统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还不够到位，影响一些从事节能服务的民营企业持续扩大投资规模。 3. 作为中美绿色基金的董事长，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美绿色基金在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的规划吗？ 中美绿色基金是专注于绿色投资的专业投资机构，我们选择投资标的的标准包括了有利于温室气体减排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而且是我们未来的核心投资领域。 目前我们正在募集二期基金，在我们准备的募投项目中，就包含了不少新能源技术类公司、氢能技术开发利用公司、综合能源服务技术类公司，这些投资标的，要么有利于提高非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比例，要么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此外，我们还在部分地区，携手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绿色低碳产业园区的投资建设和运营，这包括以零碳和低碳理念规划设计并建设园区的厂房、办公楼、住宅和综合能源系统，携手基金被投企业在园区植入高附加值、低排放的绿色低碳产业，构建产城一体、功能融合、密度合理、智能生态、运行高效、收益可观的绿色低碳产业园。这样做还可以把基金的绿色投资与绿色低碳园发展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不同于其他投资机构的一种发展模式。 4. 2020年由于新冠病毒冲击，很多机构投融资的步伐都受到影响，中美绿色基金主要取得了哪些进展？ 我们与许多投资机构一样，募资进展和投资项目都受到了不利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是对管理公司进行了调整，注册成立了新的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门承担中美绿色基金二期基金和今后所有新基金的募集和运营，管理公司合作伙伴也基本确定，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已经基本搭建完成。 二是积极开展二期基金的募集，目前初步形成了约80亿人民币的出资主体和出资意向。 三是在主基金募集过程中，储备了上百个绿色领域的投资标的和项目，并不断深化对这些项目的调研和筛选，将在今年一季度完成针对四个项目的专项基金的募集和投资，投资额约2亿人民币。 四是与江苏南通、内蒙古呼和浩特、湖南株洲，签署了合作开展数字经济、绿色医疗、绿色新材料为主导产业的低碳产业社区投资、建设、运营的合作框架。 五是深化对投资策略和投资重点的研究，这包括如何根据需求和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升级趋势，挖掘未来有前景的投资风口和赛道，如何发掘技术创新突破产生的供给创造需求所形成的潜在投资机会，如何在碳中和趋势中挖掘新能源产业链领域新的投资标的，如何准确把握宏观周期性政策变化对一二级市场估值的影响等研究课题。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