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绿色金融:张俊杰

张俊杰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访问讲席教授,美国杜克大学与昆山杜克大学副教授

张俊杰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大众汽车可持续发展访问讲席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与昆山杜克大学副教授(2021-22学年休假),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与环境政策硕士专业创始主任。他也担任经济学国际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共同主编、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副主编、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编委、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编委。同时他兼任中国环境科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尼古拉斯环境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2008-2016期间,他历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资深顾问、亚洲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会监事等社会职务。

张俊杰专攻环境经济学,擅长将经济学与环境科学方法相结合,研究空气污染、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等政策的实证问题。他的研究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能源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资助。张俊杰于200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环境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从清华大学获得环境工程第二学士学位,2003年从清华大学获得环境工程硕士学位,2008年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博士学位。

1. 实现碳中和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的重要议题,作为研究环境经济学的学者,在您看来,中国在平衡经济增长和实现碳中和愿景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在哪里?(请各列举三个)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个挑战是地方政府说的多、做的少。在中央层面,实现碳中和愿景的信号与目标相当坚定并强烈;然而在地方层面,把碳达峰碳中和真正作为重要工作任务的还寥寥无几。今年七月底中央政治局批判“运动式减碳”,实际上这场“运动”更多表现在喊口号、抢帽子、缺实干。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能耗双控目标,今年上半年9省(区)的能耗强度不降反升,表明了地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不是做过了,而是远远没有做够。

第二个挑战是低碳转型的窗口期在慢慢缩小。从2020年以来,由于中国疫情控制得当,工业生产与出口在全球一枝独秀。经济扩张时期也是低碳转型的有利时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去年全球还处于疫情高峰期,习近平主席就作出了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正是想利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机遇,倡导绿色与低碳复苏。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好转,国际供应链渐进调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在增大,那时候低碳转型的阻力也会更大。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的气候政策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激励。2013年启动的区域碳市场试点,2021年启动的全国碳市场,标志着碳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核心的气候变化政策工具。然后目前的碳市场还是一个“薄市场”:全国碳市场自上线交易以来,排放配额的交易量最低只有10吨/日,碳价也在下降通道之中。一个碳价低迷交易清淡的碳市场,很难对市场主体产生有效的减排激励。

中国实现碳中和也面临着重大机遇:

  • 首先,中国的政策信号非常稳定。尤其在中央深思熟虑下了决心之后,中国的气候变化目标不会轻易改变。稳定的政策对市场主体进行节能降碳与低碳创新提供了长期有力的信号。
  • 其次,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与完备的工业制造能力,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与低碳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不仅是风机与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制造国,也是风能与太阳能的最大装机国。
  • 再次,中国的低碳创新能力也在飞速发展。我们梳理了全球在环境绿色创新、节能、替代能源生产、交通运输等四个低碳领域的专利后发现,中国已经从低碳创新的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也是中国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底气之一。

2. 碳市场与碳税都是推动碳减排的重要市场机制,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交易,学术界也一直关注对碳税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国如果推出碳税,应当应用在哪些领域而更好的发挥其优势?您预计未来中国是否有可能在全国碳市场的基础上,增加碳税等手段来加速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税比碳市场更适合中国用来推动碳减排。首先,碳税的价格信号是稳定的,而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有很大的波动性。对于企业来说,通常更加偏好稳定的价格信号,从而降低投资与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其次,碳税比碳市场的实施更加简单。碳税只需要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进口环节进行征收,就可以从生产侧管控全国与化石燃料使用相关的碳排放。而碳市场的规制节点则放在了化石燃料的需求侧,面临的主体要多得多。再次,中国早在2016年就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可以得到稳定的法律授权。而碳市场的法律基础非常薄弱,仅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授权,严重限制了碳排放权交易发挥碳减排的主导作用。最后,中国的财税征收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而碳市场则必须建设一套全新的交易体系,这两套体系的成熟度也有非常大的差距,从而带来相应的行政成本差异。

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会继续用碳市场覆盖电力行业,并计划扩展到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国内航空等高排放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碳税还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覆盖碳市场没有涉及的行业,比如交通与建筑。碳税与碳市场两种体系可以共存,只要能够避免对同一个排放主体进行重复规制。

3. 除气候变化外,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锐减是目前全人类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把自然资本充分纳入其经济政策和决策过程。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面临什么挑战?有哪些创新?(请各列举三个)

相比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问题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解决,也存在着两个有利的因素。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没有像气候变化问题那样面临着众多怀疑论者的挑战。另一方面,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政策选项相对比较简单,主要还是通过降低经济活动来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中国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第一个挑战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我们研究发现,根据中国未来十年加强保护力度的不同情景,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应达到10.96-18.84万亿元。而过去十年的资金投入仅为4.86万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6.10-13.98万亿元的资金缺口,大约相当于未来十年预测GDP总和0.84-1.45%。

第二个挑战是保护资金来源单一,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并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通常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无法依赖同级财政保障来实现保护地的人工养护以及高科技监测与评估。中央财政占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资金投入的80%以上,其中90%是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的。为了弥补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将对中央财政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个挑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难以量化并分解。如果仅以陆域或海域的保护地覆盖面积来衡量保护的成效,就有可能忽视保护地的空间差异与保护质量差别。保护指标难以量化,从而难以从全国分解到地方,就很难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权衡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治理手段:

  • 首先,坚守生态红线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置了底线。中央通过严厉整治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与秦岭违建别墅两大案例,向地方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已经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 其次,经济激励是有效的保护手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经济保障。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绿水青山才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才能使保护地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限制因素。
  • 再次,社会力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补充。尽管社会资本在保护资金中的比例还很小,但是一些民间组织、尤其是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企业家组织,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与引领作用。

4.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希望推动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您认为目前相关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主要面临什么主要挑战和障碍?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排除这些障碍?

实现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首先是要确权,即界定生态资源的产权属性。无论是碳排放权、用能权、林权、水权、捕捞权,只有产权界定清晰,才能有效讨论补偿问题。其次是要归因,即识别生态环境状态变化的原因。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判别特定经济活动的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变迁。再次是要定价,即将生态环境变化的物理量与生物量转化为货币量,这样才能够量化保护的成本与收益。中国的土地与自然资源都是国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国家经验,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5. 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践行绿色或可持续生活方式的?

作为一名环境经济学学者,除了通过改变生活与消费方式来减小自身的生态足迹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整个社会以最小成本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贡献研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