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8日绿色金融团队对话莫凌水
莫凌水是亚洲开发银行能源和气候变化顾问，致力于碳市场、低碳城市发展、绿色金融、低碳技术融资和转让的研究，为亚行发展中成员国建立区域性碳市场、低碳融资、低碳城市试点、建立气候技术融资机制和支持NDC落实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知识产品开发。 加入亚行之前，莫凌水是Camco碳信用有限公司（中国）的核证部总监，负责开发合格的中国CDM项目组合。1991-2003年期间在广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是什么？ 绿色金融要向纵深发展和扩大规模需要解决当前绿色金融面临的瓶颈问题，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通过机制创新来解决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提高绿色金融的可持续能力。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绿色效益内化为投资的财务收益，提高绿色投资的回报率，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促进绿色金融扩大规模和持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创新机制和政策，例如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财会制度中如何将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体现在企业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里，这就需要对现有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还有建立必要的绿色投资的税收激励机制，让绿色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有利可图。 第二，绿色金融标准化。随着中国绿色金融需求和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建立绿色金融标准，才能保证绿色金融长期和健康的发展。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将“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工作列为了“十三五”时期金融业标准化的重点工程。我理解，绿色金融标准化的建设包括绿色项目、绿色经营活动、绿色资产的“绿色”属性界定的标准化，绿色认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的标准化，以及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化。 第三，绿色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的创新更注重撬动民营企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2017年6月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小额贷款、金融租赁公司等参与绿色金融业务，支持创投、私募基金等境内外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探索特许经营权、项目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这些主要任务反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将围绕为中小民营企业的绿色投资提供绿色金融服务，鼓励民营资本投资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一些项目在陆续建成实施。中国明确表示要推广绿色“一带一路”，有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衡量这些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绿色标准？ “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众多、发展水平各异、行业技术水平不一，环境标准、环境容量也不一样，国家治理的优先顺序不同，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衡量绿色属性的基准水平不同及国家间污染减排需求的差异。对投资绿色属性的界定的方法既要保证绿色标准的一致性、方法的统一性，同时又要保证标准的适用性，这样才能保证绿色投资的可比性。因此，界定投资绿色属性的方法需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必须是符合项目所在国的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这是最低的门槛。不列入项目所在国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项目，不予纳入绿色投资项目行列；其次，投资项目需要满足投资目的国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战略需要，能够帮助投资目的国实现巴黎协议的减排承诺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此外，投资必须是有利于提高投资目的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投资不仅要遵循投资目的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而且要为所在国带来额外的环境效益，才能提高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投资能否为投资目的国带来额外的绿色效益是衡量项目是否为绿色的唯一标准。 衡量额外效益是以投资目的国项目所在行业的现有平均水平的减排效益为标准。评估投资是否能带来额外的绿色效益，就需要建立统一的量化项目绿色效益的方法，才能保证绿色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统一的量化绿色效益的方法需要统一的基准线情景识别方法,以及统一的计算基准线排放和项目排放的方法。“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评级方法的一致性是保证绿色评级过程中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可比性。亚行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属性的界定方法的研究成果（《“一带一路”投资标尺》）正是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 截至目前，您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绿色投资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各国缺乏统一的对“绿色投资”定义和标准。虽然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但中国不同的部门、不同金融工具对绿色定义都不一样。缺少统一的绿色投资定义会造成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无法判断什么是绿色投资和非绿色投资，投资可能会导致环境风险。对“绿色投资”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也带来“一带一路”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沟通障碍。中国的绿色定义和国际公认的绿色定义存在差异，例如有的国家认为投资煤电厂项目是非绿色投资，而中国则认为只要投资的煤电项目采用高效低排技术就是属于绿色项目，这就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其次，要建立监管的制度。有了统一的定义绿色的标准和评估绿色效益的方法，就要以标准来约束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的行为，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监管政策来要求企业和投资者、金融机构按标准和方法来做。例如将绿色投资评估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评估体系，要求企业按照统一的方法评估投资的绿色效益和披露相关绿色效益的信息。参与投资的金融机构要求融资企业披露所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将项目绿色效益与提供融资挂钩，不按照要求开展绿色投资评估的项目和企业，金融机构不给贷款、或政府不予颁发投资许可等。同时要实行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对绿色程度高的项目给予低息或贴息贷款、税收优惠等。 第三，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沟通和合作，推动绿色投资标准和投资绿色评估方法的国际互认。绿色投资涉及到中国和带路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建立绿色投资标准和绿色投资评估方法上需要加强与带路国家的沟通和对接，以保证绿色投资标准和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要发挥现有双边、多边和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机制、国际合作窗口的作用，以及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来促进各国的对话和交流，推动绿色投资评估机制的实施。此外，绿色投资评估机制需要配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逐步推广。例如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支持建立的工业园区、产业示范基地、经济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等落地的投资项目中开展绿色投资评估。 最后，要加强绿色投资的能力建设。这不仅是加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利益相关方在识别绿色投资的能力建设，也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来支撑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对许多国家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许多相关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起步，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上的经验也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国家。因此，加强国际交流、分享发展绿色金融的国际经验，各国携手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投资和经济的绿色转型。 亚洲开发银行积极倡导绿色融资项目通过混合融资机制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的使用。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混合融资机制的概念？您认为这对绿色金融主流化的进程是否有帮助？ 混合融资的核心就是把不同成本的资金（例如优惠债务资金、赠款、政府的公共资金、私营部门的资金）混合在一起为绿色项目或绿色经营活动提供融资，目的是降低绿色项目的前期资本成本和风险。混合融资可以说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融资的一种形式，也是以公共部门的低成本或无成本的资金来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到绿色项目。混合融资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混合资金池、项目层面的混合融资等。亚行在混合融资的基础上还提出将绿色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转化为收入补助，保证项目的回报率达到一定程度（如保证IRR达到12%）。 首先，混合融资的方法提倡的是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把不同来源、不同的风险和预期回报要求的资金组合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种资金源的最佳潜力，为绿色发展创造一种联合融资方式。其次，混合融资方法考虑了项目的环境的可持续和商业可持续的统一（如降低资金成本、环境效益与收益补贴挂钩）这不仅能帮助实现政府的绿色发展目标，同时也满足私营部门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这是对绿色金融的一种创新。另外，混合融资充分利用有限的优惠债务资金、赠款、政府的公共资金来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从这三方面看，混合融资推动了绿色金融的主流化。 现在在世的人中，您最钦佩谁？为什么？ 我很敬佩吕学都博士，他现在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和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碳减排交易机制，气候融资，低碳城市发展以及气候技术转让和传播工作。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谈判18年，被称为气候变化谈判的“活化石“。他曾经担任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委员8年，是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动者，也被成为中国CDM第一人，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引导我从事碳交易、碳市场研究和绿色金融的老师。我很敬佩他高效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敬佩他泰而不骄、功成不居的品格。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保持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这是非常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