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_blog

2020年8月3日

红树林防护功能价值评估、助力自然解决方案

图@石建斌 据统计，世界上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地区， 全球60%的经济总量、75%的大城市和70%的工业资本也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诸如风暴潮、飓风这样的海洋灾害每年都会对全球沿海地区的人员、财产、基础设施等产生巨大的危害，并且这样的危害有可能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变得愈加频繁和强烈。有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里，全球因飓风等海洋灾害而损失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由上世纪70年代的3.6%上升到了2010年前后的4.3%，高达1.5万亿美元。 为减少海洋灾害带来的风险，世界沿海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建设海堤等工程设施。虽然这些工程设施在保护海岸带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们也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如建造和维护成本高、使用寿命的限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等。 除了海堤这一类的“灰色基础设施”外，以滨海湿地为代表的“绿色基础设施”在应对海洋灾害风险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其中就包括红树林。 红树林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及亚热带近120个国家的海岸线上，具有许多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包括防止海岸侵蚀、保护海岸带、净化水质、储碳、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生计等，而其中的海岸防护功能可能是其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因而享有“海岸卫士”的美誉，而这一重要功能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Menéndez, P., Losada, I. J., Beck, M. W., Torres-Ortega, S., Espejo, A., Narayan, S., Díaz-Simal, P., Lange, G.-M. 2018. Valuing the protection services of mangroves at national scale:...

2019年1月22日

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北大港湿地具有国际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项研究不仅可以掌握北大港湿地水鸟的最新状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调查团队还将制定《北大港湿地监测方案和技术规程》，指导北大港湿地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以此为依据，在这一重要湿地开展长期持续的监测。对水鸟的长期监测至关重要，通过监测可以更好地了解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迁徙水鸟的现有种群及其发展趋势，以便对水鸟面临的威胁提供早期预警，并且为制定更加科学完善的土地管理和开发政策提供信息支撑。

2018年12月10日

保尔森基金会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合作伙伴

毋庸置疑，保尔森基金会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支持制定更为科学明智的规划决策，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当然，《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所提出的许多结论和建议不仅适用于中国的滨海湿地，同时也适用于该迁飞路线所涵盖的其它国家或地区。因此，其所产生的影响会超越中国国界。 对于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而言，迁飞路线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保尔森基金会此前所开展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及其目前正在开展的其它诸多工作（包括在若干重要湿地开展的水鸟和湿地保育工作，针对湿地管理者的能力建设和公众教育活动等），使之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路线伙伴关系一个当之无愧、颇受欢迎的新合作伙伴。 本文作者 | Lew Young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秘书处 首席执行官      

2018年12月6日

亲历中国国家公园二十年

作者：牛红卫（保尔森基金会生态保护项目总监）  我生长在美丽的云南丽江，喝着古城里潺潺流过的甘咧泉水长大，年少时每天映入眼帘的是湛蓝天空下云蒸霞蔚的玉龙雪山。我对家乡的绿水青山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1997年，我受雇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当时，在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七个自然保护区，但仍然有许多的保护空缺。当我们建议地方政府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时，地方政府普遍没有积极性，因为自然保护区的严格保护要求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对资源利用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发展迅猛的旅游业更是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如何保护好这块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自然文化遗产，同时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和社区生计改善的需求，是云南各级政府和自然保护组织面临的共同挑战。 TNC的专家和顾问们在考查了滇西北地区以后一致认为，滇西北壮美的景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国家公园所要求的资源禀赋，而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模式，应该可以成为解决滇西北地区所面临的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于是，TNC决定在中国启动第一个项目“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提出了在滇西北开展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的具体建议和思路。 2003年，在协助云南省政府成功申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之后，TNC与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共同合作完成了在滇西北建立国家公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5年起，TNC支持云南省在迪庆州开展普达措国家公园试点建设。2006年，国家林业局正式下文批准在云南开展国家公园试点。2007年，普达措国家公园由云南省政府正式揭牌成立。 在将国家公园理念引入云南时，我们的目标更多地聚焦在通过引入国家公园这种新的保护地类型来解决滇西北地区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之间突出的现实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我们推动的是“国家公园”，但主要工作都集中在云南省和地方层面的相关立法、技术标准制定和单个国家公园的规划和建设示范等。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层面的明确支持和政策指导，当时在云南的工作困难重重、步履艰辛，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有益探索，是国家公园理念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初步尝试，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事业种下了一粒小小的种子。 2013年3月，保尔森先生邀请我加盟他的基金会，并负责组建生态保护项目团队。当我们团队正在思考工作重点时，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决定，并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春天。在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联合13部门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后，保尔森基金会便于当年6月与国家发改委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作框架协议。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共同委托十几个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开展了十六个相关研究项目，每年为由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和国家公园试点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在美国开展为期十五天的交流培训，并先后举办了三届国际研讨会。我们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众所周知，国家公园理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并被称作是“美国最绝妙的创意”（American’s Best Idea）。乍听之下，这个称呼让人有些费解，因为美国往往以其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闻名于世。然而，“美国最绝妙的创意”这一殊荣最终却赋予了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能获得这么高的认可，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家公园帮助人们重新去认识、审视人类自身与大自然母亲的关系。而正是人与自然间的这一纽带维系了整个人类社会、滋养了人的心灵。然而，国家公园能成为“美国最绝妙的创意”，也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纵观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园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为其奋斗的许多英雄人物。他们中既有远见卓识的贤达，启发民众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胸怀自然保护理想的政治领袖，勇于冲破利益的藩篱；有善于利用体制规则的管理精英，为拓展国家公园事业殚精竭虑；还有孜孜以求的科学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扎实的研究工作为公园的资源保护管理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尽管他们各自的背景、职务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对国家公园事业的坚定信念，有为人类子孙后代保护好自然文化瑰宝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敢于迎难而上的魄力和干劲。正是他们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的国家公园事业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却不能照搬他们的模式，需要摸索出一条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 结合中国国情，我就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主要特征和建设路径提出个人的几点浅见。 第一，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在高速发展。因此，要达到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优先这一目标比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更具挑战性。中国国家公园需要处理好与大量相对贫困的周边社区的关系，包括土地权属的妥善处置，社区居民的替代生计开发等。同时，国家公园需要在为大量访客提供良好的环境教育和游憩体验的同时，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资源。要实现这些多重目标，不但要建立起严格完善的法律法规、统一科学的规划与标准、高效的管理机制、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合理公平的社区参与和共享机制，还需要应用各种创新的管理手段和工具，因地制宜解决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诉求。虽然中央政府基于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但大部分地方政府则还是从局部短期利益出发而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冲动。为此，为了确保生态保护优先的目标，中国国家公园的另一个特征是由中央政府来主导国家公园体制和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以地方政府的参与和配合为辅。需要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并赋予与其责任相当的地位、职能和权利。为了避免国家公园管理部门为了养活机构和人员而加大对资源开发的力度，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需要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的支出责任，并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资金撬动社会和市场资源的多样化投融资渠道。同时，应该建立独立于管理机构的监督、评估和问责机构和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为国家公园体系保驾护航。 第三个，中国历史悠久，并有“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理念。中国国家公园的另一个特征是丰富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水乳交融，相互辉映。因此，在建设和管理国家公园体系的过程中，不但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还要充分挖掘相关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并通过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进行弘扬和宣传，让国家公园不但成为公众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强健体魄的理想场所，也成为提高环保意识和激发爱国热情的课堂。 第四，中国已经在过去六十年里建立起了覆盖国土面积约20%的各类自然保护地，需要改革整合这些庞杂的自然保护地，才能建立起更加合理高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整合的关键是要明确界定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定义和功能，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国家公园与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在空间布局上的关系和管理目标与管理手段的差异，以达到各司其职、相得益彰的效果。 目前，国家公园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新的理念，对国家公园相关法律、政策和管理的科学研究基础还非常薄弱，各级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素质还有待提高。保尔森基金会将于近期与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携手清华大学、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环球公园协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起合作，继续支持对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关键问题的研究，为决策和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支持，加快支持培养各类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步伐。我们期待和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这些方面的密切合作，期待着国家公园早日成为“美丽中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2018年10月24日

从中国到斯里兰卡，全球湿地保护在行动

10月22日，《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开幕。本届大会以“湿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为主题，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100多个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近千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国际《湿地公约》于1971年在伊朗拉姆塞尔市获得通过，它是一个政府间公约，旨在提供湿地保护及其资源合理利用的框架,以指导国家层面的行动和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国际《湿地公约》共批准了2,326处国际重要湿地，其中57处位于中国。国际《湿地公约》涉及的湿地包括众多类型：湖泊和江河、沼泽、湿草地、泥炭地、绿洲、河口、三角洲和潮间带、红树林和其它滨海地区、珊瑚礁；以及各种人工湿地，如鱼塘、稻田、水库和盐场。 事实表明，湿地为人类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包括淡水、食物、建材、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控制洪水、地下水补给、减缓气候变化等。 湿地丧失和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湿地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充分认识，以及难以对湿地提供的各种惠益进行衡量。初看起来，湿地似乎是没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荒地。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城镇地区，人们可能将湿地视为垃圾场或者是携带病原体的蚊虫的繁殖地。因此，规划部门以及公众往往将湿地视为适宜开发之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值得关注和庆贺的是，一些湿地生态保护的优秀案例正在世界各地涌现。 中国：湿地保护工作正逐步受到重视和加强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及老牛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许多沿海湿地的开发并未考虑到湿地可为人类提供的巨大惠益（即生态系统服务），例如预防和减小洪灾和风暴潮的危害、通过碳储存减缓气候变化、净化水质、为当地社区提供可持续生计、以及为数百万的迁徙水鸟提供重要栖息地等。 然而，此类“自然资产”并未体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但这些湿地的退化会削弱各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能力。 决策机构由此确信，将该湿地区域划定为非开发区是有益于科伦坡未来发展最明智的决定。正是因为在全市范围内对湿地进行综合性管理，科伦坡被国际《湿地公约》正式认定为 “国际湿地城市”。 探索和推广湿地保护的最佳实践是提升公众对湿地价值认识的有效手段。为此，《湿地公约》秘书处、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南京大学和英国野生动物与湿地基金会（WWT）共同编写了《Good Practice Handbook for Integrat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Wetland Conservation》报告，并在本周举行的《湿地公约》第13届缔约方大会上正式发布。保尔森基金会参与了该报告部分内容的编写。

2018年8月29日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开启新征程

作者：乔纳森·贾维斯（Jonathan B. Jarvis） 1996年，我跟随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保护地管理人员交流。我们参观了八达岭长城、漓江和黄山等地，中国美不胜收而又复杂多样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也注意到，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专业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难以对这些自然瑰宝做到真正统一、高效、规范的保护管理。 时隔22年，我应保尔森基金会的邀请于今年8月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了在昆明举办的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中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中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已建立起各类自然保护地近2800个，其中的一部分保护地将被整合后设立为国家公园。通过创建国家公园体系和管理机构，确保对全国的国家公园进行统一的保护和管理，中国政府迈出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一步。我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了四十年，并在2009-2017年期间担任管理局局长，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建立起训练有素的专业化管理队伍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成功的关键。 在昆明举办的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上，我向与会嘉宾介绍了美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经验，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我参与过的部分重大生态修复项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代表以及中外知名专家都做了报告，突显了中国政府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视。与会人员围绕国家公园规划、如何参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分类标准对中国国家公园进行分类、国家公园管理中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生态保护的优先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美国最早提出了“国家公园”的概念，并在1872年创建了全球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此后，国家公园的理念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国。各个国家都根据本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对国家公园的理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也应该针对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公园理念。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美国国家公园模式在持续的探索中得以改进、完善，希望这些经验有助于中国实现在2030年前建成完善的国家公园体系的目标。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家公园、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的执行主任，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协助中国和保尔森基金会共同推进这项伟大的事业，根据世界各地国家公园建设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我们的洞察和建议、分享创新解决方案，并帮助中国培养未来国家公园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 作者简介： 乔纳森·贾维斯（Jonathan B. Jarvis）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家公园、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执行主任 网址：https://parks.berkeley.edu

2018年8月9日

中国滨海湿地保护迎来又一次重要机遇

作者：葛迪马(Dietmar Grimm） 目前，世界各地的重要湿地均面临威胁。在经历了长达50年的大规模开发后，中国的温带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仅剩下40%左右，而这些滨海湿地能够保护人类和城市免受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支撑可持续渔业生产、支持沿海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并且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的迁徙水鸟提供重要的栖息地。可喜的是，过去一年间，中国政府出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措施，为进一步加强滨海湿地的保护提供了又一次重要的机遇。 如果围填海活动能够受到严格管控，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确保关键的滨海湿地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修复。为实现该目标，保尔森基金会继续呼吁中国政府落实“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的有关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滨海湿地综合管理体系；将滨海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土地开发规划；建立健全针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和追责制度；支持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的发展等。 我们相信，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的《通知》是朝向严格管控围填海、有效保护滨海湿地目标迈出的重大一步。不过，这也是最容易的一步，真正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仍然任重道远。 葛迪马(Dietmar Grimm）是保尔森基金会总裁。

2017年9月26日

倾情守护滨海湿地，生态修复重造美丽家园

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保尔森基金会和辽宁省林业厅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年会暨湿地保护培训班” 于今天在辽宁盘锦举行。今年的沿海湿地保护网络年会围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主题进行，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湿地保护专家和管理人员共2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就滨海湿地保护理念、生态系统管理和修复以及国内外滨海湿地修复案例等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 中国滨海湿地位于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是近五亿多人口的生态屏障和众多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尔森基金会及其合作机构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报告中提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已导致60%以上的天然沿海湿地丧失，而过去15年里沿海湿地的围垦速度和规模更为惊人；当前中国滨海湿地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围垦、基建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养殖）和环境污染等。 “滨海湿地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中国政府转变发展方式、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庄严承诺。”保尔森基金会生态保护项目总监牛红卫在致辞中说到，并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恢复中国包括滨海湿地在内的诸多自然资本并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与国家发改委、斯坦福大学和中科院合作，于今年8月初在美国为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中国代表团举办了为期十五天的培训，主题为“将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决策和融资”，旨在协助中国探寻、设计能更好地体现自然资本经济价值的激励政策和机制，为保护各类生态系统提供更多创新性的投融资渠道。保尔森基金会愿意就此与中国有关部门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支持建立高效、多样化的沿海地区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并开展若干试点，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国国务院《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及《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王志高主任在年会的讲话中特别指出，虽然沿海湿地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沿海地区人口相对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对湿地资源的需求很大，开展全面保护的难度高，沿海湿地保护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第二次中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在2003-2013年间，中国近海与海岸湿地面积减少幅度是各类湿地面积减少最大的，如果不采取最严格、最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沿海湿地保护目标任务很难实现。因此，沿海湿地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会后，中外专家们和与会代表对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该滨海湿地的保护与生态修复现状，进一步交流学习了湿地生态修复的做法，就其在保护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这一湿地的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提出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联合倡导发起，并于2015年6月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成员由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的湿地管理机构、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等组成。该网络得到了老牛基金会和河仁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旨在促进网络成员间的广泛交流和协作，提高中国沿海湿地的整体保护能力和管理水平，宣传沿海湿地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公众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滨海湿地的保护。 保尔森基金会 保尔森基金会是一家无党派、非营利、“知行合一”的智库，致力于加强中美两国关系，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工作基于以下原则：只有中美两国互补协作，才能应对当今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战。基金会的项目侧重于通过产业转型、可持续城镇化和环境保护，推动中美两国向更可持续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型。基金会也积极推进双边跨境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强化中美关系。基金会的智库发表的论文涉及中国当今面临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保尔森基金会由美国前任财政部长、高盛集团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创建于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并在华盛顿、旧金山和北京设有办公室。 媒体联络： 马静萍 ema@paulsoninstitute.org 手机：13601396702

2017年8月4日

域外视野：国家公园经验之谈

中国正从世界各地的最佳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自己的国家公园体制。上月，保尔森基金会组织中国代表团访美，向美国国家公园和生态保护专业人士学习并进行交流。鲁迪·达历山德罗Rudy D’Alessandro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国际事务处负责亚洲、太平洋、北极和俄罗斯地区的国际合作专家，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与中国的公园专家们携手合作。他表示美国从一个多世纪的国家公园管理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每一条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宝贵的借鉴，帮助中国国家公园在体制建设过程中努力实现三个目标：统一、规范、高效。 1) 综合管理。我们设立了一个联邦政府机构 ——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全美417个国家公园单元，同时制定了适用于美国所有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政策和决策方法。 2) 包容性。任何人都可以参观游览保护区。每年有超过25万名志愿者在公园里服务，从收费到开展公众科学项目都有志愿者的身影。所有美国人都对这些公园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在商业方面，私营企业通过在公园内经营商业性服务（特许经营）而获得巨大利益。 不过，授予私营企业在公园内进行商业服务的许可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许可授权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商业服务部门的受过合同管理培训的专业人员负责。在授权之前，我们会审查企业的历史记录、环保表现和“最佳竞标”进行综合评估。目前与私营企业签署了500多份合同，美国国家公园内的商业经营活动直接创收约10亿美元。2016年，公园所带动的经济效益达320亿美元，给偏远农村地区的地方经济带来了许多实惠。 3) 土地所有权。美国国家公园的绝大部分土地由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拥有和管理。只有不到1％的国家公园土地由私人业主或所在州拥有。然而，美国国家公园体制内的土地所有权有时也是有争议的，例如在距离华盛顿特区75英里c处的雪兰多(Shenandoah)国家公园的创建过程即是如此。这片土地在80年前原本是私人拥有的农田，为筹建公园，公园管理局按照市价从当地社区买入这些土地，这一过程在当时阻力重重。直至今天，生活在周边社区的这些人的后代还是心有芥蒂。因此，与周边门户地区和当地社区的众多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是雪兰多公园以及我们所有国家公园的每一位新任负责人面临的首要职责。在雪兰多公园，我们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社区合作，支持这些社区向公园游客出售当地生产的手工艺品、纪念品和有机食品。 4) 公众参与。包括公园运营、特许经营管理和公园出入等在内的公园规划都会进行长时间的公众咨询，公众参与度很高。但这套程序并非完美无缺，有时候社会各界觉得他们关注的问题没有得到聆听或者他们没有参与规划过程。因此，我们会举行地方或国会听证会来解决这种情况。 5) 统一标识。所有公园都有一个共同的“箭头”形状的图形标识，一目了然地告诉公众他们所游览的地方正是美国国家公园。公园园警、维修人员，以及公园管理人员的制服上都带有这个标识。当你到达美国国家公园的入口处时，也会看到同样的欢迎指示牌，有着标志性的箭头徽标、相同的字体颜色和设计。这种标准化延伸到公园管理所适用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统一标准化具有重要作用，让公众和所有公园员工体会到专业精神和自豪感。

2017年5月11日

释放可持续林产品采购的价值

作者：朱力与牛红卫 很多企业早就相信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正确的事情。但要让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信可持续发展会给公司业务带来好处则困难得多，特别是有时候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更高。在全球范围内，政治领导人和企业行为者开始齐心协力推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从应对气候变化到供应链“零毁林”等目标。虽然通过这些议程所体现出的宏大目标值得称道，但即使最乐观地看，实际进展总体缓慢。许多裹足不前的企业还需要再多一点信念，需要令人信服而又能付诸实施的建议。 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发布报告，为这样的信念提供了更多的见解和佐证。该报告名为《负责任采购林产品：零售商的商业论证》，明确阐述了零售商承诺负责任采购林产品并采取行动的商业理据。报告显示，零售商发现在负责任的采购行为和商业机会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世界自然基金会对20个国家21个行业的54家零售商进行了调查，结果揭示了可持续林产品采购能够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例如，8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对风险管理和品牌声誉产生了积极影响，7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对员工满意度产生了积极影响，6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表示对客户满意度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产生了积极影响。调查还显示，公开承诺负责任采购比仅仅依靠内部承诺产生的效益更大。 这些调查结果再次确认了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早前委托撰写的白皮书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题为《实施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实现可持续供应链的价值》的白皮书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以CEO理事会成员企业在可持续林产品采购方面的共同兴趣和利益为基础，充分利用其市场影响力传播最佳实践。除了介绍不断发展变化的监管格局和林产品市场状况外，CEO理事会的白皮书还从四个深入分析的案例研究中提炼出价值主张，为企业转向可持续林产品采购制定了路线图。苹果、万科和沃尔玛的案例研究汇总了许多可推广、可复制的常见最佳实践，其中包括加强高层领导承诺和内部共识，制定明确的目标和绩效指标，提高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努力带动供应商并吸引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 鉴于全球人口不断增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汇集和处理自然资源的企业行为者来说，可持续发展应该不再是其业务的从属部分，而是指引和决定业务运营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所述，负责任的采购不是一次性项目，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目的是使企业的核心业务实践具有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我们对此完全赞同。从今天就开始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