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奥运蓝：中国可以如何提高风电效率

虽然美国的风电装机容量比中国低得多，但其风电利用效率更高，这意味着美国的风电发电量实际上高于中国。根据保尔森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规划缺乏协调所致，因为发电机组安装在中国偏远的西北地区，这些地方虽然有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但当地对能源的需求并不大。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以东北部的京津冀地区为重点，该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十分靠近人口稠密的地区。在用电、人口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地区之间的距离等方面，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德国与京津冀地区的情况相似。他们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功经验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好消息是，中国刚刚宣布要在京津冀地区开展电力市场改革试点，目标是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清洁能源消纳。保尔森基金会的最新报告建议，京津冀地区还应当将河北省部分地区的清洁电力直接输送到北京和天津等电力需求较高的中心地区。通过改革清洁电力输配电市场，京津冀地区有望在举办2022年冬奥会之前减少排放，降低空气污染。

中国京津冀地区的清洁能源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

作者：侯安德 7月18日，中国国家能源局宣布，北京-天津-河北（简称“京津冀”）地区将开展电力市场改革试点，目标是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国家能源局还宣布成立新的京津冀电力市场建设工作组，开展电力市场模拟和联合仿真运行，研究不同的电力市场改革方案会如何影响整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和价格。工作组将由来自国家电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为其下属单位）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代表领导。 这是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到目前为止改革主要集中在规模小得多的试点项目上，而不是像京津冀这样大的整个超级大都市地区。正如我们在最近发布的《风光无“限”》 报告中指出，这一地区特别适合开展可再生能源试点。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电力市场改革最终是为了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并更加有效地利用能源。此外，京津冀地区已经有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特别是张家口市附近。张家口距离北京仅200多公里，将与北京一起联合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张家口目前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为8吉瓦，计划到2030年提高到50吉瓦。 毫无疑问，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张家口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即京津冀地区的其他地方。 国家能源局的京津冀电力改革试点方案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把清洁能源电力输送到能源需求较高的城市。这两个途径应该是新成立的工作组的研究重点。 首先，电力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目前，政府制定电力价格，风能和太阳能电力价格由于人为原因高于煤电价格。这有助于促进电厂投资，但削弱了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度范围的积极性。建立全区域的“电力现货市场”，开展电力实时交易而不是一次性预先订立一个月、一年或几年的电力合同，可以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率。因为现货市场可以使燃油和运营成本非常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厂受益。（注：在7月21日的另一份通知中，发改委宣布争取在两年内建立全国性的电力现货市场。） 其次，把京津冀确立为市场化改革试验区可以打破体制障碍，在更广大的地理区域内提高电力调度效率。正如我们在《风光无“限”》报告中指出，德国和美国德州都设法扩大其平衡区域，使可再生能源得以跨越很远的距离共享。目前，京津冀 被划分成若干调度区，而改善这些调度区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挑战。把京津冀确立为电力市场改革示范区可以有助于克服这些障碍。 虽然国家能源局的通知是朝着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率迈出的重要一步，目前还是有很多挑战。最关键的是要为成功实现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指标。为了实现中国有关非化石能源和碳排放的国内外目标，可再生能源并网是基本要素之一。中国采取了多项有关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文件往往没有清楚说明明确的实施步骤、时间安排以及评估成功与否的可衡量目标。（虽然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政府偶尔确实会给出较为具体的目标，比如五年计划或2013年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规定了减少京津冀等地区污染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表。）鉴于京津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状况在很多主要方面与德国和美国得州相像，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与电力需求的对比关系、可再生能源电厂与主要耗能城市地区的距离等，这个地区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借鉴这些国际最佳实践。最重要的是，德国和美国得州的经验已经表明具体政策（电力现货市场、统一规划输电和发电以及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平衡区域）可以如何降低弃用（浪费）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最终减少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同时为改善空气质量做出贡献。 电力市场改革有很多目标：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和改善可靠性。国家能源局指定京津冀地区开展电力改革试点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负责设计京津冀试点方案的工作组需要迅速为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率确定清晰、透明的时间表，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对于煤炭，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长期重点考虑，但至今进展缓慢。京津冀电力改革试点是个契机，可以为整个地区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率制定计划。如果得到实施，不仅能让生活在京津冀地区的1.1亿人呼吸轻松一点，而且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弃电问题更为严重的其他地区带来解决方案。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

四位美国前市长介绍绿色发展经验 帮助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面对来自中国天津市的18名政府官员，四位经验丰富的美国市长答疑解惑，探讨了如何应对和化解中国建设绿色城市所面临的挑战。保尔森基金会举办的市长培训项目每年邀请一批中国市级官员访问美国，参加可持续发展强化培训。今年的培训邀请了美国洛杉矶市前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芝加哥市前市长理查德·戴利、费城前市长迈克尔·纳特和亚利桑那州梅萨市前市长斯科特·史密斯，出席由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保尔森先生表示，中国的市长和城市规划者的任务“非常艰巨”，既要发展建设某些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同时还要改善环境，减少碳排放。在讨论会上，一位天津市政府官员向与会的美国市长提问：中国城市怎样避免美国“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下是四位前市长的回答： 洛杉矶市前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 激励企业投资可持续城市项目。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是一个得到工会支持的民主党人。他在2005年走马上任之时，曾被外界认为持反商业的态度。从上任第一天开始，维拉莱戈萨就意识到，他需要商界的帮助来实现振兴洛杉矶市中心地区的梦想。他说，在得知新建设项目需要12个政府部门审批后，“我们把审批数量减到了一个，以‘加快’发展”。他还前往中国为洛杉矶招商引资，使洛杉矶市中心地区成为中国在美房地产投资的首选城市。维拉莱戈萨强调了鼓励商界参与，以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的绿色发展融资的一种方式。 芝加哥市前市长理查德·戴利： 选择一个重点问题入手，并深入解决问题。理查德·戴利在198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芝加哥市长。他说，“如果我是你，我回去后会选择一个以空气、土壤或水（污染治理）为重点的项目，并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一年后再回顾和评估项目实施情况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戴利还谈了他主管千禧公园建设的经验。该项目位于芝加哥市中心，融艺术、文化和生态保护于一体，已经给地方经济带来约100亿美元收入。“在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媒体一片批评之声……但在公园建成后，我成了英雄”。 费城前市长迈克尔·纳特： 鼓励发展绿色建筑，以节约能源和资金。迈克尔·纳特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费城市长。他要求大型建筑必须计量和报告能源使用情况，然后与业主合作降低能源消耗。纳特回忆说，“我们能够表明，节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建筑用能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40%。如果中国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提高建筑能效必须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的新建建筑有一半都在中国，所以，中国可以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纳特说，“这些高效节能的东西不是赶时髦，而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亚利桑那州梅萨市前市长斯科特·史密斯：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谈可持续发展。斯科特·史密斯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亚利桑那州梅萨市这个“全美最保守大城市”的市长。他的可持续发展愿景面临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围绕价值观构建自己的环保理念，从而实施了该州最激进的循环经济计划，并强有力地推动了太阳能发展。他说，“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干净、安全的城市”。史密斯鼓励中国的地方领导要清晰明确地提出他们的政策要点，与老百姓进行有效沟通。

如何通过设定量化目标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

中国正努力从重工业转向服务驱动型经济。目前，服务业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GDP。但遗憾的是，根据由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白安儒撰写的最新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金融与房地产在服务业增量中也占到了不小的部分，制约了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可持续发展。白安儒是独立研究机构佳富龙洲经济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他对需要做些什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指望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您是否对这一进程持乐观态度？ 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陷阱”，或者不如说“问题”，在于越来越难把握 怎么做才能够维持经济增长，成为高收入国家。 所以，我认为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本身并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解决之道，因为发生这种转变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全是好事。例如，如果制造业持续疲软，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以服务业为主，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此外，如果你深入观察迄今为止中国如何实现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我想你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主要原因是金融业近年来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您在文章中对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表示有所怀疑。为什么？ 我并不怀疑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只是认为，说服务业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GDP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正出现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这样。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近来有所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业。而出现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多年来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所以，这不能证明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服务业增长相对缓慢。既然中国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家庭服务业应该更加重要才对。目前有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服务业事例，比如在线商务的蓬勃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总体情况其实好坏不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加大力度推动放松服务业监管。 您认为设定民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将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什么？ 中国政府已表示要努力让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享有更多机会，包括服务业。但最近人们对已经承诺的监管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层面上得到很好的实施也议论纷纷。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目标过于含糊，因此对未能达到目标的情况无法问责。为提高民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设定的量化目标是清晰明确的，在应该实现的最终结果上毫不含糊。这可以加强问责制，还可以促使低级官员弄清楚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具体变化才能够实现目标，而不是必须由中央官员在工作中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目标已经在医疗行业起作用。所以，我认为用量化目标来推动其他领域放松监管将是迅速启动改革进程的好办法。

前央行官员阐述为什么中国应该放松对人民币的汇率管制

前中国央行官员管涛在其撰写的最新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中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解决其汇率制度目前面临的挑战。为了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中国在2015年8月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然而，在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和经济动荡形势下稳定汇率的政治任务之间，中国的汇率管理体制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他撰写的备忘录中，管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以下是其中的五大要点： 中国的国际收支核算很可能反映了大量违规资本外流。中国的经常账户与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项下的资本外流之和存在特别大的差额：1882亿美元。差额本身并不少见，但中国相当大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金额表明，可能大量资金正流出中国，而中国政府对此知之甚少。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将推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和分散国际风险，但同时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负债也可能导致人民币的抛售压力。从逻辑上讲，这可能会导致境外主体减少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其中包括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如果境外债权人选择减少人民币汇率风险敞口，将不可避免地拒绝人民币贷款展期并出售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贬值步伐。 中国应该像全球大多数央行那样转而采用以利率为目标的政策。做对利率比稳定汇率更加重要。由于短期汇率变动越来越受到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即使有可能，也很难确定对中国“合适”的汇率。相比之下，应该更容易确定适当的国内利率水平，这会直接影响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重要变量。 中国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来缓冲外来影响。由于国内投资者不断购买外国资产，大量资本外流不可避免。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不仅可以适应不断增长的跨境资本流动，还可以缓解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相比之下，固定汇率制度使得投机性货币攻击更有可能发生。 中国央行应改善透明度和沟通。短期汇率走势将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情绪左右，而不是由贸易平衡等基本面因素所决定。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将需要改善与市场的沟通，正确引导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特别是在迈向新汇率制度的过渡期间。

绿色奥运有多远？保尔森基金会称可再生能源消纳是关键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8月 11日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 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 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 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1 总体 看,“8·11”新汇改是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 步,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 有之义。但改革后出现的资本流出增 多、贬值预期增强等问题也需要妥善 应对。同时,未来需要在防范风险的 同时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本文首先讨论了汇率改革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因素,并给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六点建议。 [contentblock id=39]

中国如何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弃电率

作者：侯安德 全球风能和太阳能投资持续发力，在欧美一些地区，这类可再生能源发电已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以德国为例：今年5月的几天里，风电和太阳能电力有几个小时一度占到德国电力供应的85%。2015年全年，风电和太阳能电力占到德国用电需求的25%。 反观中国，虽在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和投资方面引领全球，但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所占比例极低。至2015年底，中国风电并网容量129吉瓦，光伏并网44吉瓦，二者均居全球之冠，风光一时无两。然而，可再生能源发电被弃比例，即“弃电率”，在许多地区一直保持在两位数——某些地区甚至高达30%。2015年，仅弃风导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60亿元人民币（24亿美元）。与美国相比，2015年美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一半，但风力发电量却更高，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保尔森基金会2015年的电力行业报告对此有详细论述。首先，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施大多地处偏远，把这批电力输送到用电需求高的大城市既昂贵又复杂。中国的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可再生能源并网挑战最严峻、整体弃电率最高的地区，专家们的关注焦点也往往集中在这两个地区。但保尔森基金会最新发表的报告另辟蹊径，建议中国的决策者从可再生能源供求更接近的地区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再逐步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报告认为，京津冀地区是开展可再生能源并网试点的理想地区。这里人口庞大、重工业高度发达，电力需求极为旺盛。同时，该地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推广规划，特别是北京以西的张家口地区，这里的风能和太阳能规划尤为瞩目。作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东道主，张家口和北京都希望借此契机展示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张家口风力资源丰富，以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为重点，而北京则积极推广电动汽车。张家口距北京仅200公里，何不将这两套方案结合起来，用张家口的风光电力为北京的大批电动汽车充电？还有比这更好的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途径吗？ 可再生能源并网是一项全球挑战：定价机制和调度方式不合理，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输配电规划不协调，风能和太阳能固有的波动性特点等。但好消息是，全世界有许多监管领域的专家，他们具备丰富的电网运营经验，能使易于波动的太阳能和风能“流向”电力需求地区。 保尔森基金会最新报告探讨了德国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案例，说明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将可再生能源弃电率降至1%是完全有可能的。报告以国际一流专家的观点为基础，为京津冀地区提高可再生能源并网，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实现最大化，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电力与输电规划的协调性、在京津冀地区试点区域性电力现货市场以及将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度范围扩大到整个京津冀地区。 有了宏伟的愿景以及正确的政策方针，京津冀地区就有望在2022年奥运圣火点燃之时，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可再生能源并网的典范。

“京津冀地区能源供需配置待改善 报告建议设“可再生能源并网试点区””

“国家能源局官员：发展新能源涉及重大利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