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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地抵押贷款来推动农民创业

许多中国农民在尝试贷款时面 临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往往 源自土地使用权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直到最近,农民无法合法出租 土地。同时,不同于大部分发展中及发 达国家,在中国,农民并没有典型的土 地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土地 使用政策妨碍了进步,阻碍了生产的规 模和范围效应,使农民无法利用土地接 待来进行创业。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针对这些问题,2003年以来中国的农业 土地及农村发展政策已有重大转变。改 革的目标是提高农业收入,推进城市 化,通过中小企业鼓 励农村发展,为创新 和创业提供激励。 尽管许多经济学模型和范式都涉及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熊彼特的理论视 角最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几年中国的 土地改革。这位奥地利出生的美国经济 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来自于人们对人口 或全球增长等宏观要素的创新性及适 应性回应。其中,创新性回应在很大程 度上是独立出现的,它引导经济行为者 在旧有的常规行为之外作出创新。 事实上,熊彼特明确把金融与创新和创 业联系起来。3 他认为,仅仰赖储蓄和留 存收益,投资基本上只能维持在集约边 际上——换句话说只能在现有技术下 扩大规模。因此,需要同时进行信用创造才能推动创新,例如投资新的生产技 术。这种对信用创造的强调有助于我们 分析中国近期农地制度改革。 为了鼓励信用创造,最紧要的政策转变或...

应对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道德风险

在中国,由于政府为企业和金 融机构提供隐形担保,导致 投资者大都对风险置若罔闻。大量资金进入高风险投资领域,如 信托产品、房市和股市等。因为投资者 相信,无论如何,政府最终都会担保投 资回报,投资不会遭受损失。 正是因为对高风险资产看似享有的“担 保”充满信心,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都敢 于冒超出自己能力的投资风险。这种对 风险的追求,也带来了中国银行、影子 银行、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过快发展。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过热。股 市也经历了多次过山车式的大的波动。 过度的高杠杆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企 业债务增长。许多投机者终将以破产 告终,而破产又将加剧银行坏账问题, 并使银行业更加脆弱。 本文旨在简要探讨和解释,为何中国政 府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将不可避 免地导致政府为高风险的投资提供过 度的支持和担保。同时,本文也会详细 解释,为何中国当下许多经济问题(尤 其是产能过剩和债务过高)背后的根 本原因是政府隐形担保带来的道德风 险。最后,本文提出了六项政策建议, 以期帮助消除、至少是缓解中国金融体 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 [contentblock id=41]

迈克尔·奥斯林认为亚洲世纪有可能走向终结

作者：何杰明 当迈克尔·奥斯林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亚洲的书时，他最初的计划是讲述一个充满活力、正在崛起的地区。在保尔森基金会最近举办的当代中国演讲人系列活动上，奥斯林说：“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亚洲的印象一直是一致的”。他打算在书中提出，美国应当抛弃其“大西洋主义”思维模式，迎向一个由亚洲所代表的未来，集中注意力和资源，扩大美国在亚洲的作用。 但在开始进行调研后，奥斯林认识到，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亚洲各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而他认为西方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从印度到中国，再到东南亚和朝鲜半岛，到处暗流涌动，有可能危及所谓的“亚洲世纪”。学者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二十一世纪政治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的现象。 奥斯林的新著《亚洲世纪的终结》于本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新一届美国政府准备制定其亚洲政策之际。奥斯林说，特朗普政府上台才一个星期的时间，其初步动向就带来了冲突的征兆。一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标志着从该地区后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影响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表示有可能在南海禁航，预示着在该地区扩大介入程度。 奥斯林重申，他力求在书中做出有助于判断的分析，而不是预测。他解释说，经济改革失败、政治革命夭折、政治共同体缺失、人口风险以及整个大陆发生战争的威胁都是可能阻碍亚洲大国崛起的因素。他指出，战争威胁是“美国政府真正关注的”威胁。这种威胁与传统上对现代化的憧憬背道而驰，也不符合人们的普遍期望，即随着各国富裕起来，彼此之间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就不容易在海洋权益或边界争端等问题上发生冲突。奥斯林认为，亚洲似乎还没有超越其历史上的竞争对手，亚洲各国的主权争端有增无减，纷纷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各方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的立场趋于强硬，朝鲜半岛局势不稳，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等都是潜在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奥斯林说：“与五年或十年前相比，可以说，今天亚洲更接近爆发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不管是有意无意，还是误判所致”。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该书是奥斯林发出的呼吁，希望美国“重视亚洲，而不要等到为时已晚”。至于他给美国政府的建议，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必须主导TPP或类似的贸易协定；必须利用美国的参与来接触和支持该地区的国家；而且必须保持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让亚洲盟友可以依靠。最后要说的是，虽然奥斯林关于亚洲世纪的预想可能已经脱离了起初的写作计划，但他最终提出的美国政策建议却与他原先的建议非常相似：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参与。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可能已见顶

但总的来说，中国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中还是在逐步增加直接投资的比重（见图2）。2014年八月以来人民币的贬值加剧了这一调整的进程。这导致最近几个季度中，直接投资成了资本外流中的主要部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2014年的12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1878亿美元。截止到2016年9月底，直接投资总额已达1767亿美元。 中国海外投资的整体增长也带动了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增长。根据咨询公司荣鼎的数据，2016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达到了456亿美元。荣鼎的数据比其他来源要高一些。但即使这样，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依然占中国整体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到四分之一。考虑到美国GDP占世界比重约为四分之一，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整体海外投资的增长。 短期来看，即使没有国内国外的各种行政约束因素，中国海外投资恐怕也很难继续按现有速度增长。目前非储备资本外流规模已经大于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流入之和，靠着央行出售外汇储备才使得资本流动在现有汇率水平保持平衡。但在官方试图维持汇率和外汇储备稳定的情况下，资本外流的规模将由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本流入决定，而这两者短期内都不会大规模增加。同时，直接投资在目前资本流出中占的比例已经很高，在有些季度已经超过了50%。任何投资者都不会把全部财产都放在缺乏流动性的直接投资上。直接投资在资本外流中的比例很难继续提高。 在目前关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讨论越来越政治化的同时，经济基本面因素已经决定无论是整体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还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都很难进一步增加。 [contentblock id=24]

一个污染严重的中国城市如何实现绿化

作者：艾鼎德与姜新燕 茂名市政府副市长梁罗跃先生指着明净湛蓝的湖水和沿岸生长的绿色树苗，讲述了三年前围绕这个新开发的生态公园的未来发生的激烈争论。自1956年开始，这个地区一直是开采作业的露天矿场，出产用于石油生产的油页岩，留下了一座座灰色的有毒矿渣山。 与此同时，茂名市正在向更清洁的经济模式转变。过去几年来，政府关闭了约150家污染严重的小型工厂，现在已经采用技术先进的新型监测系统来掌握工厂排放碳和其他有毒物质的情况。“整个系统全部联网运行，因此你现在无法逃避检查”，梁先生说，“你马上就会被发现”。 作为广东省的农业生产大市，茂名市还建立了“专业合作社”这种农业协作机制，政府帮助种植者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将产品推广并销售到全国各地，例如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和蔬菜。新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吸引了139个项目，政府正通过孵化中心为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努力促进创新科技企业发展。据梁先生介绍，对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所有废弃物都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梁先生说，“我们正在倡导循环经济”。他表示，2015年茂名市的建筑能耗下降了34％。 茂名市也在开展河流整治工作。梁先生说，“地方官员现在要对他们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据当地人说，工业和石化产品发出的气味曾经弥漫整个城市，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但今天，茂名的天空是蓝色的。 展望未来，如果关闭工厂并转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将如何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大家不再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梁先生说，“我们已经赢得这场斗争。我们都知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保护环境。如果不能实现绿色发展，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发展”。

结果迥异: 两宗中国买家收购美国航空制造公司交易对比

不同于其他专注于单一交易的投资案 例分析,本文对同一行业领域中的两宗 类似交易进行对比分析,目的旨在说明 中美两国交易方开展实际交易时的“有 所为”和“有所不为”。 此外,这组案例之所以值得对比,也是因 为它们都发生在相对敏感的技术密集型 航空领域。而且,也许会有人惊讶,最终 顺利交割的交易,其买方是一家同时经 营军工业务的大型央企,反倒是私营中 国公司试图开展的交易惨遭败北。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简而言之,中国政府 的干预在两宗交易 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但尽管豪客比奇收购 交易的规模和复杂 程度都远甚于西锐 交易,但造成其最终 流产的既非交易的 复杂程度,亦非潜在 的国家安全影响。 相反,该交易的最终 失败源自多个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买方对行业缺乏了解,谈判不专业,以 及中国政府实体和私营公司如同虚设的 合作关系。相比而言,尽管公司业务涉及 敏感的国防领域,但中航工业是一家成 熟的央企,拥有丰富的跨境并购交易,也 在收购一家技术密集型美国公司的过程 中展现了更大的灵活度,最终得以克服 障碍,旗开得胜。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谈中国日益面临的货币挑战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是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主管。在自己的新书《不断升值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中，他评述了中国随着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货币政策。针对近期中国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以及人民币汇率连创六年新低，普拉萨德并不赞同对中国货币走势作简单化的概括： 中国是否如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出口优势，这种说法没有经济上的真凭实据可以支持。过去两年来，为了防止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作为中国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一直在干预货币市场。因此，如果要说的话，中国一直在帮美国的忙，没有让人民币对美元像市场似乎想要的那样大幅快速贬值。 不过，人民币走弱可能表明，在美联储加息之前，中国央行面对美元走强的趋势采取守势。有意思的是，美国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中国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的价值，这种实质上自相矛盾的态度颇有讽刺意味。相反，美国如今尴尬地暗示，要求中国干预外汇市场，防止人民币像市场希望的那样大幅贬值。 货币市场格局很快就会变得更具挑战性。特朗普担任总统预示着与中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加剧，特别是在贸易和货币政策方面。可以想象，作为总统，特朗普先生将不得不兑现其标志性的竞选承诺，很快正式指控中国操纵货币，还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这反过来几乎肯定会引起中国的过激反应，使双边紧张关系迅速升级。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非常有可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征收高额关税，而这样的想法曾一度被视为“核选择”。对货币操纵的正式指控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立即采取积极反制措施。风险在于这样的行动可能会上升成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限制措施，使中美两败俱伤。 中国采取了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化措施，但现在政府转而实施货币管制。您认为是怎么回事？ 2016年10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构成其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使人民币成为“精英储备货币”。然而，从那时起，人民币似乎偏离了成为主要全球货币的道路。 最近，随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的比重和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双双下降，这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及其货币的信心减弱。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使其国际化势头减弱。但如果这意味着迈向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可能有助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中发挥长期作用。 跨境双向资本自由流动是提升货币的国际价值的关键要素。近来收紧限制资本外流的措施对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时断时续的资本管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传递出的信号所表明的基本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对货币的国际化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虽然如此，在人民币崛起成为重要国际货币的过程中，这些新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绊脚石。如果中国经济以像样的速度持续增长，如果中国政府贯彻其已经明确承诺的经济自由化和改革措施，人民币将重新走上正轨，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中介作用。 自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最高水平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了9000亿美元左右。这是怎么回事，中国政府是否应予以重视？ 其中一些损失是由于货币估值效应，反映了欧元和日元等货币的贬值。相对于美元，这些货币在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也占到了一部分。 更重要的因素是，面对大量资本外流的局面，为了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上述资本外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资本外流的限制，允许中国家庭、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扩大对外投资来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然而，资本外流也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的担忧，以及反腐运动所加剧的资本外逃。 这些类型的资本外流往往倾向于同步升降。这种模式在2015年秋季愈演愈烈。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放开汇率，允许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贬值2％，这一举措被金融市场误解为恐慌信号，表明政府急于对股市下跌和增长停滞采取应对措施。这造成了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双双上升的困难局面，使国内决策复杂化。 尽管短期经济增长已经趋于稳定，进一步承诺推动金融市场改革和全面经济改革将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由此开始重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而这又将对稳定资本流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湿地•视频︱拯救斑尾塍鹬

每年秋天，有些斑尾塍鹬个体可以一刻不停地连续飞行9天，从阿拉斯加一直飞到新西兰，几乎横穿整个太平洋。起飞前，斑尾塍鹬的体重会增加约一倍，达到600克左右。来年春天，斑尾塍鹬又会掉头向北，飞行1万1千公里，回到阿拉斯加。请点击视频，了解这些神奇却又日渐减少的斑尾塍鹬吧！ [embed]https://v.qq.com/x/page/s0352hs1fpr.html[/embed]

是否可用通胀来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

作者：宋厚泽 十月份的通胀数据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已经走出了过去两年多一直存在的通货紧缩危险。近期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对于缓解当前严重的债务问题有一定帮助。因为债务主要集中在广义国有部门，政府会不会通过进一步推高通胀来缓解债务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了减轻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国务院在前几个月出台了低收入家庭通胀补贴的计划。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2%左右，和年初公布的3%的目标有一定距离。因此进一步推高通胀似乎是有空间的。 但通胀是有两面性的。在当前债务高企的状况下，通胀的主要益处是降低债务风险。中国当前整体债务超过了GDP的2.5倍，大部分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最后恐怕要中央政府买单。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借新还旧来降低偿还压力。但长期国有部门债务规模需要降低。而更高的通胀使得债务的对应的购买力下降。债务贬值对债权人不利，但有助于减轻债务人压力，避免系统性债务违约。 在上一轮化解国企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通胀起了不小的作用。2000年到2008年间，整体通货膨胀（GDP平减指数）增长了40%以上，相当于4.4%的年通货膨胀。而在同期，一年存款利率大部分时间维持在2.5%左右。对应的，储户存款每年的购买力下降2%，相当于为银行提供了真实利率为负2%的资金。长期的负利率对于帮助银行化解不良资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下中国总债务约为GDP的2.5倍, 如果现在政府能够实现百分之二的负利率，理论上，每年由此就能降低相当于GDP5%左右的债务负担。 但是，上述的讨论假设政府能稳定住百姓的通胀预期，通胀能够稳定在一个比现在高的水平。即，虽然通胀走高出乎大家意料，但大家不会预期通胀将进一步走高。假使通胀预期稳定，汇率等宏观变量也会有调整。如果调整能够很快一步到位，资本外流等冲击应该不会很大。当然，人为压低利率不可能持续，最终需要加息以防止经济过热。 但是假如通胀预期失控,即预期政府会放任通胀不断升高。那么虽然短期内似乎能通过通胀使债务进一步贬值，缓解债务压力。但是或早或晚，需要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到时反而会加剧偿债压力。 根据中国的情况，假如政府放任通胀进一步走高，那么更有可能发生的是通胀失控的情况。从历史上来看，如果缺少外界约束，各国政府都有过度依赖通胀的倾向。因此，最近几十年来，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用来制衡政府过多依赖货币刺激的倾向。在央行独立的情况下，即使短期通胀走高，人们还是相信央行会控制长期通胀水平。但人民银行还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并不具有完全独立性。在这个背景下，一旦通胀走高，政府会放任物价涨到什么水平，高通胀会维持多长时间，都成了不确定的问题。给定政府有过度依赖通胀的倾向，人们更大可能会预期越来越高的通胀。因为通胀预期不稳定，中国的通胀经常会发生大幅度的波动。比如在四万亿刺激推出之后，GDP平减指数在一年之内涨了将近1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未来发生通缩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国经济大量国有的结构使得政府能更有力和更直接的刺激经济，因此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更不需要担心通缩。而同时，在通胀易放难收的情况下，企图用通胀的捷径来解决债务对中国可能成本会高于收益。 [contentblock id=24]

侯安德：”电力十三五：别只盯着装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