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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日

杜大伟谈当前中美经贸关系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峰会之后，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事务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接受了保尔森基金会的采访，讲述自己对这次峰会的看法并展望两国关系前景。访谈摘要如下： 从这次海湖庄园峰会来看，您认为美国政府仍要采取极端强硬手段，处理对华贸易的可能性有多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要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例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但我们看到，这次海湖庄园峰会的气氛颇为友好。特朗普称自己与习主席关系“十分良好”，双方同意由财政部和商务部牵头建立“全面经贸合作”对话机制，这与亨利•保尔森首创的对话机制非常类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推行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政策。我认为，在经贸领域，本届政府已经摈弃了“口头强硬”的态度。执行强硬政策（例如征收45%的关税）的问题在于，这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如今的商品价值链非常复杂，价值链上的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业务。如果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那么就会有一批美国公司遭受打击。此外，这种贸易保护政策最终往往会导致美国出口下滑，因为这会导致美国的贸易伙伴国购买力下降，导致美元升值，而且常常招致对方的报复性措施。我认为，高关税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好处，也很难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现在看来，现任政府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而是努力与对方协商，争取改善关系。 中国对美投资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是中国在美国技术领域的投资。国会和公众都越来越担心中国投资潜藏安全风险。您认为这类投资是否对美国有益？ 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对各种类型的外国投资都很欢迎。美国也有一套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交易的制度，已经有几笔中资并购交易因此而中止了。但总的来说，美国市场还是很开放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而且当前投资规模可观。美国之所以对外资开放，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类投资对我们有益，我很赞同这个看法。投资能创造就业机会，还能提高生产率。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国有企业正在积极并购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些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受到保护，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的跨国公司。我不知道这类投资是否能给美国带来与其它外国投资一样的好处。这一点值得关注。 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尚未制定出一套全面的对华战略。您认为中国是否正借此机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为自己争取利益？ 不管美国怎么做，中国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从这一现实出发来考虑，美国的最佳策略是什么，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会有争议。我对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看法是，美国正从小处着手，而中国正在全力四面出击。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宏大倡议，而且在世界各地大笔投资。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似乎正在专心处理一些小规模事务，例如开放牛肉市场，提高美国投行对在华业务的持股份额等。诚然，美国在对华经贸领域有许多事情要解决，但放眼全球，更有许多更重大的事件值得关注。如果美国只着眼于这些小事情，恐怕是个错误。此外，中国似乎并没有利用自己提出的全球性倡议来破坏当前全球秩序。中国似乎是在维持现有实力，这对全球经济体制而言是有利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考虑从全球事务中抽身之际，中国正在迅速行动起来，在达沃斯论坛等场合发言，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但是，中国对进口本国的商品仍施加诸多限制，所以他们的倡导怎么说也听着有点儿虚伪。

2017年4月27日

五点须知：中国最大电视机制造商如何在美国进行品牌建设？

近日保尔森基金会智库发表《中国最大电视机制造商投资佐治亚州，打造全球品牌》的投资案例分析研究报告。该报告以青岛海信集团为案例，分析了该公司如何在投资美国，并在竞争激烈的电视机市场上最终实现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海信的经验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努力打造全球消费品牌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所得的回报。该报告的五大要点如下： 希望进军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应与当地商会建立良好关系，注重文化融合。在迁至佐治亚州格威内特郡之后，海信与当地商会的良好关系对海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格威内特郡商会协助海信寻找办公场地，并帮助其与当地大专院校之间建立联系实现人才引进。然而，美国海信近期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这可能是由于海信没有融入当地商界。 优越的技术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商业成功。以松下公司作为前车之鉴，优良的技术如果不具备价格竞争力，有可能会被低成本的竞争对手淘汰出局。松下虽然在优越但也更昂贵的等离子显示屏技术上投入巨资，但是却落败于技术稍逊但价格更有优势的液晶显示屏生产商夏普等竞争对手。因此，为了与三星和LG进行竞争，海信将产品定位于提供更便宜但“足够好”的ULED技术。 在成熟的电视机市场上建立知名度是一个挑战。像许多其他中国公司一样，海信曾是其他国际品牌的代工生产商，一直尝试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建立品牌认知度。2009年，海信与美国零售商达成协议，第一个月里就卖了10000多台海信自有品牌电视机。自此以后，海信就通过赞助体育赛事和购买体育场馆冠名权来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 看待中国国有企业不能一刀切。虽然国企给人们的印象一贯是制度僵化、规模庞大，凭借便捷的资金渠道而发展壮大，但有些国企已在充满活力的经营环境中展现出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海信能够利用政策变化和市场情绪成为中国电视产业的冠军企业。 寻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进军发达市场前往往会先在其他新兴市场进行市场试水。以海信为例，公司先进军南非和巴基斯坦，然后再尝试欧洲和美国市场。海信在南非最初试图凭借低制造成本进行竞争，但面临持续低利润的问题。海信发现从包括研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在内的产品开发初期和最后阶段都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

2017年4月13日

中国最大电视制造商投资佐治亚州,打造全球品牌

本案例探究海信如何初步踏入美国市 场,而后在当地站稳脚跟。这是一部企 业史,详细呈现海信从地方国企到全球 电视制造巨头的演变。比海信在佐治亚 州的投资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主 要考察了海信全球化计划背后的考量, 它在美国的品牌化和本土化战略,以及 它如何将自有技术转为市场吸引力。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历 史背景中回顾海信的故事: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亚洲制造业巨头之间激烈竞 争,产业领导者此兴彼亡,电视产业的 技术和标准不断演化。 本案例具体讨论了有关中国企业及其在 美投资的若干启示。

2017年4月10日

应对食品安全的挑战

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是否失效？安田湖次郎在近期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中提到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是不成功的。安田认为，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失败“源自于治理大型体系的挑战”，中国有更好的方法来促进食品安全。以下是该备忘录的五大要点： 中国人越来越担忧食品安全问题。安田指出，中国消费者协会记录的掺假食品投诉在2010年至2011年增长了22%。此外，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食品安全位列中国人心中的三大治理挑战之一， 2012年有4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失败的主要根源是其庞大的规模。虽然人们把中国无效的食品安全体系主要归咎于腐败、媒体监督薄弱或在威权国家中难以独立监管等因素，安田却强调了中国食品产业的庞大规模所蕴含的固有挑战。中国目前有超过4亿农民、100万食品加工厂以及复杂多样的供应链和分销商。 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加强食品安全体系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集权和协调，努力精简机构；发展示范农业基地，寻求利用多样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相对而言经济有效；监管分割化，降低行政体系的复杂性。 然而，这些策略均有不足之处。集权式管理疏远了地方官员，而通过示范农业生产基地进行分权又无法确保地方项目遵守全国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可能带来监管不确定性，监管分割化则难以大规模推广。 有办法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据安田所述，保障食品安全的方法可以把集权式和分权式的食品安全策略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授权各省建设自己的食品安全体系，同时设定国家最低食品安全标准，各省必须符合这些标准才能与别省市场互通有无。或者，中国政府也可以只是模仿联邦制，通过非法理上的措施促进食品安全，如各级政府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处理。最后，安田建议中国政府重新评估其标准制定方式，将标准定义为“鼓励性目标”，而非“达标式目标”。

2017年4月6日

盘点 2016 | 1分钟了解保尔森基金会十大年度事件

保尔森基金会已经5岁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们一直致力加强中美两国关系，持续构建智库资源，并推动以绿色金融、可持续经济城镇化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双边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我们一起回顾2016，盘点十大年度事件，并以此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2017年，我们依然满怀热情，憧憬未来，为践行我们的使命继续努力进取！ 习主席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先生 2016年4月，习主席会见了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双方讨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和美中关系。习主席指出，中国将继续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平衡发展结构。他强调，中国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保尔森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在经贸、环境、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合作成果对推进双边关系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定推进结构性调整令全球钦佩。保尔森还强调，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将为美中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空间和助力。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推动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举办“中巴可持续大豆贸易研讨会” 可持续大豆贸易平台由保尔森基金会与荷兰禾众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发起，希望以此增进大豆生产商、贸易商和进口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2016年，在平台的参与和协助下，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巴西马州大豆生产者协会、巴西油脂产业协会携手破冰，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大豆可持续生产。我们继续与全球经济大豆贸易商和中国进口商合作，为中巴大豆供应链消除毁林因素而共同努力。 组织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公共决策能力”培训 2016年5月，保尔森基金会组织中国保护地领域的22名专家赴美参观学习，参加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环保专家举办的讲座、自然和文化资源管理、商业服务和旅游业管理等相关培训，了解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以及公园管理的理论和最佳实践。 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签署首批项目合作意向书，保尔森基金会为该项目担任非商业顾问 保尔森基金会在2015年参与创建了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这个基金旨在通过公私合作模式，为引进美国先进技术融资，从而在中国开展环保治污项目，并希望由此探索一套引进关键的清洁技术的融资模式。2016年6月，该基金签署了首批项目合作意向书，将与江苏省镇江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开展合作。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发表《中国城市绿色建筑节能投融资研究》报告 保尔森基金会莫争春博士的《中国城市绿色建筑投融资研究》报告测算，中国需要在“十三五”期间投入1.65万亿元人民币（2,540亿美元），以支持大规模新建绿色建筑和既有建筑的深度节能改造。报告还提出了大规模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几种创新融资模式。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电力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并发布报告《风光无“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领军之旅》 本报告重点介绍德国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功经验，并为北京和张家口这两个冬奥会主办城市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提出通过应用清洁能源技术来治理空气污染的专业技术建议，希望两个城市成为消纳可再生能源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全国典范。 组织第四届“可持续城镇化高级研究班”培训 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城镇化高级研究班使地方决策层能够在近距离学习到美国城市的成功经验，并探索如何在中国各地的城市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2016年7月，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合作，面向18位天津市政府官员举办了第四期可持续城镇化高级研究班培训。洛杉矶和天津同为大型的贸易和港口城市，在城市的位置、功能和特色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天津将以洛杉矶为样板学习城市管理经验，并落实和推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举办北戴河滨海湿地及水鸟保护国际研讨会 2016年10月，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会同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中心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在秦皇岛北戴河共同举办“北戴河滨海湿地及水鸟保护国际研讨会”，将加强对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项目划定的、河北省境内的濒危湿地加以保护。 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召开第三届年会 由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共同主持的CEO理事会年会上，保尔森主席号召成员公司采取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这将是理事会2017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出版第一部书籍：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撰写的《中国空气污染经济学》 2016年，智库成功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空气污染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英文版），该书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德意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马骏，由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智库副主任马旸编辑。此外，智库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案例研究报告，由亨利•保尔森撰写的投资文摘《阐明中国在美投资》提出了对政策制定者和中国潜在投资者都同样具有使用意义的建议。

2017年4月4日

应对食品安全的挑战

中国拥有超过2.4亿农民、100万食 品加工厂及数百万分销商,但 迄今它仍无法建立起全国性的食品安全制度,将各方利益有效纳入单 一的共同治理框架。对中国食品安全专 家们的访谈勾勒出一个混乱的体系。尽 管国家不懈努力,食品安全风险仍未被 遏制,供应链管理薄弱,不同层级政府的 政策之间缺乏协调。中国消费者协会记 录的掺假食品投诉在2010年至2011年增长了22%。虽然中国统计数字刻意降低食品中毒事件的统计数字并且调高食品检验合格率,但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2012年有 4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严重问题”——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仅12%。现在,食品安 全位列中国人心中的三大治理挑战之一, 另外两项是不平等和腐败。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不仅无效,而 且越来越混乱? 这份政策备忘录认为,中国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的失败源自于治理大型体系的挑 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监管者必须使地 方上的最佳实践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在分散的全球供应链中协调行为者,在 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厘清权限划分。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在一个庞 大而复杂的情境中建立起协调的治理框 架——在这个情境里,监管者必须时常作出种种取舍,包括可行性 (成本,采用期 等)、政策设计以及各种政策在不同地方 条件下的适用性等。监管者的抉择在解 决这些问题的同时总会导致新的问题。 当然,所有国家在制订政策时都面对这 些挑战。但在中国,仅以这个国家的规模 和复杂性就使取舍得失更为重大。因此, 本备忘录强调,中国政府如若过度倚赖 简单的集权或分权措施应对监管危机,而非其他国家采取的 更复杂的联邦之策,...

2017年3月6日

中国太阳能产业“十三五”新政解读

推广分布式太阳能 《规划》鼓励太阳能发电设施靠近终端用户。迄今为止，中国大规模太阳能电站发展势头强劲，但大多数都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因此，眼下的挑战是如何鼓励在城市周边发展小规模的分布式太阳能项目，例如可为小村庄供电的屋顶太阳能及地面太阳能电厂。长远看来，分布式太阳能项目的效率更高，因为不需要建设昂贵的输电线路，也不需要改变地区或全国电网系统的调度和运营。 我曾在Cleantechnica撰文讨论中国分布式太阳能发展的瓶颈，包括补贴难、融资难、税收方面各种繁文缛节以及开发商不感兴趣等。由于这些原因，在全国77吉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中，分布式太阳能仅占7吉瓦。 为推动分布式太阳能的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到2020年建成100个分布式光伏应用示范区，园区内80%的新建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这方面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如何让开发商愿意将分布式太阳能纳入新的大规模城镇化项目开发规划。如果将分布式太阳能作为开发商获得项目审批的先决条件，无疑有助于调动开发商的积极性。《规划》指出，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主导新建建筑市场的国有企业，应该带头推行这类开发计划。 加快创新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技术创新。在印度等其它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纷纷大力推动太阳能产业发展之际，中国要维持太阳能设备制造领先地位的话，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美国人通常认为中国太阳能产业技术滞后；但事实上，中国光伏企业的光电转换效率（光能转换为电能的能效比）多次打破世界纪录。例如，天合光能2016年公布，该公司研发的钝化发射极背面电池（PERC）的转换效率达到22.6%，创下新的世界纪录。《规划》中明确提到PERC技术、N型单晶等中国公司已经开始推广的技术，要求给予重点支持；同时也将新型薄膜电池视为未来热点之一。这说明政府已经把这几类技术作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热点，无法跟上技术升级的企业可能被淘汰。这样也为尖端技术的发展释放了资源，对全球太阳能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美国政府开始缩减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投入的时候。 电力行业改革 加快中国太阳能行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电力行业改革，新颁布的这份《规划》也有助于加快这个进程。例如，建立清洁能源优先调度制度、构建光伏电力直接交易平台以及在地方和区域电网建设中纳入光伏电力方案。包括大型工商业客户在内的许多电力用户都热切希望购买更多的太阳能电力，以实现企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机制，此事一直难以推进。构建电力直接交易平台以及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能克服以上障碍，以中国低廉的制造成本、广阔的土地面积以及丰富的光照资源，太阳能行业将继续向前发展。当前的障碍与政府制定的装机容量目标关系不大，更多在于分布式太阳能的业务模式以及电力市场改革的进程。《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表明，中国仍在积极推进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努力提高清洁能源的份额，以此减少污染与温室气体的排放。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

两大行业领军企业携手推广绿色建筑

这套创新机制有望为建筑市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共赢局面，从而形成新的市场推动力，推动绿色建筑（实现运行阶段的绿色性能）。此外，这个模式还可以扩展到建筑节能改造保险，为节能服务公司提供保险产品，促进建筑节能改造市场的发展。 身为建筑和保险行业的领军企业，中建总公司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显然都看到了巨大的合作前景。二者联手，可以共同发展绿色建筑增信机制，最终使各自所属的行业受益。建筑业能够向绿色转型，而保险业将开辟一个绿色保险产品的新市场。 这项倡议若要成功推行，还要解决一系列政策和市场障碍。不过，通过促成对话并确定共同利益，我们已经大步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两家公司要与同行和绿色建筑专家一起更深入地探讨各种问题，例如如何量化绿色建筑的性能损失，如何确定保费等。保尔森基金会将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提供意见和建议，希望加快推行绿色保险，推动中国绿色建筑大规模发展。 莫争春是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执行主任

2017年2月23日

超越户籍制度改革: 加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同时经历 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 移民以及快速的城市扩张。在1978年,只有17.92%的中国人口居住在 城镇;截至2014年底,这一数字已跃升至 54.77%(见图1)。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这一巨大的人口变化一方面缘自超过2亿 农村居民的迁移;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 市,作为农民工展开新生活。同时,还有 另外2亿本是农村居民,却因城市扩张而 被划为城镇居民,这一变化也同样重要。在1981年至1999年间,城镇建成区面积以 每年8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2000年后, 扩张速度翻了一番,达到每年1700平方公 里。截至2014年,中国的城镇建成区面积 已几乎达到1981年水平的7倍(见图1)。 因此,我们强调是以下两个截然不同却相 互关联的现象一同导致了中国的城镇化: 第一个现象是城市和城镇因来自农村的 农民工源源流入而不断扩张。第二个现 象则是“就地城镇化”:农村居民未曾主 动去城市试试运气,却因他们的土地被 纳入城区而成为城镇居民。不是他们前 往城市,而是城市找上他们。 因为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来自于两个截然 不同的进程,所以任何针对性政策都必 须将“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区分 开。此外,鉴于中国政府最近在《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 出要在2020年前再向新建城镇居民区安 置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能在又一个十年的大规模拆迁和安置中做到“以 人为本的城镇化”已成为摆在决策者面 前的当务之急。 在这份政策备忘录中,我们特别关注 两种城镇化进程中的就地城镇化。在...

2017年2月16日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经济改革困境

在最新发布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中，清华大学教授朱宁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破产提供隐形担保，导致投资者和企业大都对风险置若罔闻。从房地产行业到证券市场，中国投资者已经习惯于依靠政府实体来保证回报或防止重大损失。这种心态使得投资者敢于冒超出自己能力的投资风险，对中国经济稳定具有长远影响。朱宁阐述了有何危害以及中国政府可以如何应对道德风险问题： 官方经济增长目标促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支持过度乐观的投资者。朱宁表示，由于GDP增长目标仍然是干部考核的一个主要因素，这鼓励各级官员努力设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举债（通常是来自国有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官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最简便方式。 过度举债投资和政府干预并支持不良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泡沫问题。投资者表示不满时，地方政府经常出来解围，例如设法安抚遭受巨大账面亏损的购房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采取了干预措施来支撑股市。结果是投资者过度依赖隐形政府担保，可能由此做出高风险的投资决策，从而导致泡沫丛生。 朱宁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让市场可以对经济进行调整。首先，中国政府应当停止提供隐形担保。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需要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跨境流动，以避免只能寻求境内投资机会的中国投资者吹大资产泡沫。 朱宁表示，证券市场需要深化改革以降低金融风险。政府应鼓励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资产抵押证券市场，以此扩大投资者群体，分散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朱宁建议推进证券市场改革，包括将卖空交易合法化，从而确保股价可以体现利好和利空两种消息。最后，应该明确中国证监会的职责，相比市场稳定而言，证监会更重要的职责是促进市场发展。 最根本的是中国应该允许破产，以此表明不再为有风险的投资提供担保。虽然有些人把最近的国企债券违约和债转股计划视为乐观迹象，但大多数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遵守财务制度仍有欠缺。朱宁表示，要让市场相信政府不会出面为债务人兜底担保，唯一可靠的做法就是允许违约和破产。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曾说，“死亡是生命最好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