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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的低碳战略

低碳发展（LCD）是指一个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释放 出的温室气体（GHG）的 排放量大大减少。1但是，尽管许多 国家正在谋求低碳发展策略，区分 绝对和相对低碳发展二者是很重要 的：前者需要减少排放总量，而后 者只涉及降低碳排放强度（即每单 位GDP的排放量）或使碳排放弹性介 于GDP的0和0.8之间。2在正常情况下 GDP正增长，绝对低碳发展显然更为 严格。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促 进低碳发展，其工作包括不断加强 政治承诺，在国家发展政策框架内 整合低碳发展的概念，大量低碳发 展试验计划，大规模投资，以及地 方城市主管部门积极响应。但是， 上述各种中国政府方案的总体影响 仍然有限。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 不断上升的排放水平，本国土生土 引言长的低碳技术的缺乏，以及中国在国际 上环境问题不断的负面形象。 本政策备忘录认为，中国要提高其低碳 发展的努力，需要反思其低碳发展基本 策略，或更确切地说，该策略的不足。 反思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制定连贯的 低碳发展策略，有绝对减排目标；2）更 少依赖行政手段和更多的依赖市场激励 机制，辅之以排放相关事宜更大的开放 性；3）更加重视绿色创新；4）让非国 家行为者发挥更大的作用；5）反思中国 的国家城市化战略；6）把低碳发展策略...

消除中国的煤炭情结

周一有消息称，2014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8%，这不仅超出预期近一个百分点，而且让中国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有了可信度。正如上面的这张图所反映，中国面临的挑战将在于降低对煤炭的依赖度 ，目前煤炭占中国总发电量的75%左右，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从历史上看，煤炭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能源资源一直占有突出地位——美国花了几十年时间才降低了煤炭的比重。不过，最近保尔森基金会发表的由马 旸撰写的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论文认为有理由感到乐观，总结说中国目前的能源战略看起来正以推进多元化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为中心，更加注重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尽管煤炭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可能会在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至少占有60％的比重，也许中国的能源结构与其对等的经济体趋同的时间会比以前认为的更早。

中国能否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作者：马旸 中国的“空气末日”现象这一周又卷土重来，笼罩了整个北京城，让一切看起来都是令人绝望的灰色。然而，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相反，这不幸成了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司空见惯的现实场景。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又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把治理空气污染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目前还没有任何权宜之计或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不过北京方面已经把政治资本押在解决这个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上，而且实际上正巧妙地利用空气污染作为理由，在中国的能源领域实现更加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是因为煤炭既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化石燃料，也是很大一部分污染物和碳排放背后的罪魁祸首。如果中国不能真正脱离煤炭型经济，那么当前的问题会依然棘手，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幸运的是，正如我在近期发表的保尔森基金会论文中所提出，中国的能源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恰恰是以推进能源多元化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为中心。这种显著的转变对几乎所有其他燃料而言都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这两个领域有望出现良好增长。 但是，单靠重点限制煤炭使用就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巨大能源挑战并实现其碳排放目标了吗？未必如此。中国的能源战略侧重于“供给方”，这将很可能必须加以平衡，更重视对“需求方”的激励措施以管控不断上升的能源消耗。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其能源状况将更加取决于存在汽车和住房需求的中国消费者。必须更加关注如何应对交通和住宅领域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驱动因素。 马旸是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开始借钱了？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力图减少对公共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而建立起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怎么才能让中国人增加消费呢？答案是信贷。可是问题在于，中国人传统上一直不愿意借贷，他们宁可把钱存下来以备教育、房产和医疗保健之需。不过，由彭博社的经济学家欧乐赢和陈世渊合作撰写的新发布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推动巨大的变化。如图所示，中国家庭的借贷率不断上升，这一迹象表明经济改革措施正在奏效。据该文所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防止危险的高水平家庭债务造成金融不稳定，而这正是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根本问题之一。欧乐赢和陈世渊总结认为，中国的监管机构应该能够控制信贷并实施促进经济稳定的政策，同时又不抑制经济增长。

通过消费信贷为下一阶段中国发展融资

由彭博北亚经济学家鸥乐鹰和驻香港经济学家陈世渊撰写，本文考察了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的现状并解释为什么该领域的改善会给中国的家庭和整体经济提供帮助。文章的最后部分向中国关注金融改革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如何既能促进消费信贷增长又能降低金融风险的建议。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鸥乐鹰和陈世渊注意到中国已经在消费信贷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国际经验表明快速增长的消费借贷并不一定有助于经济再平衡，而且有时还会影响金融稳定。作者认为一个更分散的消费金融体系-一个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信贷的体系-会最有益于中国。 除了机遇以外，鸥乐鹰和陈世渊同时强调了几个风险因素。首先，收入增速的下降和中国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稳定。中国消费信贷可能的增长空间，要放在中国经济整体杆杆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的负债快速增长。从2008年到2014年，信贷余额从GDP的125%增长到了超过200%。如此快速增长的信贷引发了对金融风险的担忧。结果就是，任何银行对居民借款的增加都需要对应减少对企业的借贷。一个更长期的担忧是，中国银行借贷快速增长的前提是家庭的高储蓄率，消费信贷的增加会减少居民储蓄，从而进一步限制银行借贷。 最后，鸥乐鹰和陈世渊认为数据和趋势都表明消费信贷的扩张有益于经济增长和再平衡，而且中国已经开始从中受益。消费信贷正从一个很低的基数快速增长，对增加消费和让家庭支出在经济中占更高份额提供帮助。 [contentblock id=14 img=gcb.png]

建筑解决方案：通过能效措施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商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环境问题研讨会

T 保尔森基金会与芝加哥大学和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共同主办了名为“中国的污染问题：代价、挑战和前进的脚步”的研讨会。 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作开场致辞，强调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保型经济理念并不矛盾。事实上，两者不可能只取其一”，保尔森表示。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但这种公认的经济增长开始显现出难以为继的迹象。这种有缺陷的模式正在造成严重破坏，一个例子就是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 他解释说，保尔森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帮助中国过渡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最近美中两国在11月签署的有关碳排放目标的协议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他补充说，但两国需要“更快地行动起来”以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有非常好的条件可以共同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没有一个国家在创新方面比美国更快”，保尔森说，“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快地测试新技术并成规模地推出”。 芝加哥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环境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保尔森基金会的教师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接着介绍了他基于对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居民的调查，得出的有关中国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结果。按照中国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淮河以北地区居民享有免费的煤炭和集中供热，而淮河以南的居民则没有。虽然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给南方地区带来了供热系统，但这一制度基本上保持不变。格林斯通发现，由于燃煤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淮河以北地区居民的预期寿命比生活在空气污染较少的南方地区的居民短五年。“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失去超过25亿年的预期寿命”，格林斯通说。 保尔森基金会的自然和环境保护项目总监牛红卫也介绍了对中国的“走出去”经济战略所具有的影响的研究意见。鉴于中国巨大的大豆采购量约占全球大豆产量的30％左右，她说北京方面有条件可以帮助保护受到新建大豆种植园威胁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明确表明不希望进口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大豆，这将产生巨大的作用”，牛红卫说。 在这次会议上，同样身为基金会教师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杨大利教授与中山大学的黄冬娅共同作了有关石油行业过去对中国环保措施的阻挠力量的报告。据杨大利教授称，由于前安全主管周永康现在已经被逮捕，以其为首的“石油帮”的倒台可能会使环保局能够采取行动。 中国环境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王立德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最后，全天会议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司徒蕾的报告结束，她介绍了中国新设立的环保法庭，说这“不是向司法授权迈出的一步”，而是“一个协调机制以有助于确保不会发生污染事故”。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5年1月

重新平衡中国的能源战略

开启新系列的这篇论文由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在10亿人后面排队：稀缺如何决定中国未来10年的崛起》的合著者马旸撰写，旨在起到铺垫作用，全面概述了中国的能源战略、政策、选择和利弊权衡，非常好地审视了中国面临的潜在能源挑战并为以后发表的该系列其他引人入胜的论文提供了框架。这些论文将着眼于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和不断变化的中国能源经济动态等多个不同主题。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马旸的论文勾勒和考察了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以及为了到2020年重塑其能源格局而已经提出的一些现有建议。这一系列的后续论文将重点探讨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难题的方方面面，对不同行业和技术进行分析，或者就中国面临的重大能源相关问题所涉及的各项政策提出多种不同观点。他的论文并不提供具体的解决之道或解决方案，而是勾画出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短期内的能源战略的核心要素。 马旸认为，中国的政策前提是认识到国家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困境的严重性，而北京方面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有一种紧迫感。不过对北京方面中期内能够实现的成果进行任何评估都需要同时现实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增长，因而能源需求的增长，仍需要延续数十年时间。而且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如果中国实现了经济调整，从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转向国内消费为主的更高质量的增长，靠更多消费拉动的中国经济是会有助于促进能源转型，还是只不过改变了中国能源消耗的特点。 [contentblock id=13 img=gcb.png]

2015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的转折点？

作者：侯安德 2015年是否会成为中国向空气污染宣战的一个转折点？11月中旬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让中国的环保界欢欣鼓舞。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称赞这是中国首次做出设定绝对碳排放量上限的具体承诺。鉴于许多分析师曾预计已经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中国的碳排放量将快速增长数十年，到2030年排放量达到峰值的这一承诺可是件大事，为一年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上的显著进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正在积极制定另外可能设定煤炭消耗量上限的政策，而煤炭是中国的颗粒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贡献因素。中国的七个碳交易试点地区已经启动和运行，建立了交易量记录并形成了稳定的价格。这些试点地区也凸显出主要的不足之处，如模糊不清的底线和减排目标，这需要在中国2016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前予以澄清。 在法律方面，中国正在研究制定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该会于明年开始生效，将收紧电厂和工业的排放标准，同时提高对不遵守环境法规的处罚力度。中国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传达出信息，表明政府的新执法权力是否强大到足以迫使大型国有企业达到现有治污标准和新的排放目标。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是政府在2014年宣布官员的工资和升迁将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脱钩，更多的重点将放在环保绩效上。不过，目前仍不清楚的是政府将如何落实官员的关键绩效指标，特别是在像河北这样的工业省份。官员是否会因为优先保护环境而得到充分奖励？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是否会对已经宣布的煤炭消耗缩减计划、钢材和水泥产能过剩以及其他结构性经济问题采取推诿和规避的态度？ 与此同时，制造污染者正越来越难隐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这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上推出了一个名为“谁在制造污染？”的功能，这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帮助公众和政府官员监督污染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应用程序和季度报告生动地展示了钢铁和电力行业的国有企业如何时常公然违反排放标准，其中包括2014年最近一个季度期间。 2015年的一大问题将是美国和中国能否携手合作，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愿承诺转化为全球协调行动。最近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带来了希望，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他们的榜样：例如，菲律宾最近就与其发展中经济体谈判组分道扬镳了，同意设定碳排放上限。在2015年底于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很难说会有多少其他国家将纷纷效仿。不过，既然中国都已经同意设定排放上限，其他国家可能就更难打出“发展中国家”这张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