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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大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什么需要单独但要协调的政策

尽管中国政府正加倍努力治理空气污染，北京的空气 质量指数仍时常飙升至300以上，给公众健康带来极大的威 胁。特别是在2013年1月，北京异常 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引发了公众的 强烈反应。因此，治理空气污染已 成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 央承诺将采取快速有力的行动“向 污染宣战”。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态度和行动无 疑是积极的，这些努力同时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削减二氧化碳排放。虽 然治理大气污染和碳减排的重点都 包括降低煤炭使用量，但两者并不 完全等同。 在治理空气污染 政策之外，要做 到对大气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进 行有效的“联合控制”需要更进一 步：对碳排放进行严格定价。这对 实现中国政府承诺的到2030年达到 碳排放峰值的目标非常关键。换句 话说，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虽然十分 重要，但实现中国既定的二氧化碳 减排目标需要更有力的行动。 [contentblock id=17 img=gcb.png]

具有经济效益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中国领导人担心，对空气污染采取严厉措施会导致经济收缩。但根据华北电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可以实现相反的结果。如果中国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国内电力行业可以减少污染排放，同时通过减少燃煤发电投资、降低燃料成本和增加健康效益而提供经济和社会收益。摒弃旧习不会是件容易的事，袁家海表示，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蓄势待发，有望实现增长，可以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减少煤炭投资和燃料成本与减少污染所获得的健康效益带来的经济促进作用相结合，其综合效应基本上可以补偿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必要投资。保尔森基金会的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计划正与北京周边的地方政府合作实施类似的策略，其基本理念就是清洁的空气和经济增长可以互惠共生。

归纳总结：关于中国城镇是否存在“用工荒”必须知道的五件事

在最新发表的题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给》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教授认为，对中国城镇“用工荒”现象的误判导致了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政策。 1. 不存在短缺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其他人士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到出现工资上涨压力的时点。孟昕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存在绝对短缺。她解释说，这种表面上的短缺是由于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延长在城里工作的时间。 2. 工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也有其他的原因 孟昕表示，包括限制性户籍制度在内的三项政策导致了城市工资水平上升。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政策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耗尽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也令整体工资增长有所提高。农业补贴和农村福利带来的好处提高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并减缓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同时给城里的农民工工资带来上涨压力。 3. 工人需要新技能 许多城市都开始努力提升地方产业，其依据的错误假设是目前出现了绝对性的劳动力短缺。但孟昕指出，低技能工人将很难在这些新兴产业找到工作。加上中国持续转向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这将增加为农村孩子和城市农民工子女改善教育的紧迫性。 4. 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将有所帮助 孟昕认为，中国努力将农民工从大城市引流向中小城市，同时鼓励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搬迁到地方县镇去，这种规划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不太可能成功。她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以市场力量为基础，让农民工可以迁往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和成功发展的城市。当前的制度会控制人们能在哪里定居，而不管是否确实存在工作机会。 5. 户籍改革至关重要 孟昕认为，归根结底，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国需要允许农民工定居在他们最有可能找到工作的城市。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变以容纳新的城市居民，这进而要求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给

中国城市面临两大问题:第 一、城市建设用地普遍短缺;第二、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方式粗放,造成浪费。 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恰于中国城市蓬勃发展之际,掣肘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自1998年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行了十几年,但土地市场的总体运转效率 依然低下。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城市低技能劳动力严重短缺，这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后果。许多人认为这明显表明中国已到达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当农村对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从过量减少到短缺并开始对城市工资产生上涨压力的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城市低技能劳动力严重短缺主要是对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明或暗的制度限制的结果。本文从最新数据中得出证据以支持这种论点。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深入地讨论了由于政策制定者把中引言国的城市劳动力短缺当成绝对短缺而不是制度约束的结果而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造成的的后果，以及它对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很多政策上的难题。因为这些政策限制以及其它的因素，包括中国传统的城乡差距和中国政治家不愿意接受贫民窟在大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本备忘录总结了一些总体性政策建议。简单地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减少他们对中央集中计划的过度依赖，改革目前限制迁移的制度，做出反映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而不是官僚假设的计划。 [contentblock id=16 img=gcb.png]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意义

作者：戴青丽 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最近在华盛顿继续朝着中美两国之间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目标努力。目前很多事项仍有待敲定：中国计划在农历新年后提交“负面清单”——即不会向外国竞争者开放的行业部门，然后接踵而至的将是艰苦的谈判。不过缔结协定的良好势头正不断加强，这是件好事。 与中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带来新的双向贸易和投资流动，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的经济。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是把我们两国联结起来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不会威胁到总体关系。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与中国携手合作并支持其加入和充分参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体系。 为了深入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对两国的重要意义，保尔森基金会与高盛集团、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合作伙伴共同召开了“中美CEO投资对话会”，旨在探讨可能达成的协议会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参加讨论的人士包括美国商务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中国大使以及重要的中美企业CEO、市长和高层意见领袖。大家对增加就业、投资和出口的潜在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中国保持参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世贸组织及其他谈判期间与中国打交道的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我亲眼目睹了将中国纳入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所产生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所获得的最具变革意义的承诺之一可归结为一条重要的要求：只需要中国公布自己的贸易法规。在那之前，中国的贸易法规一直保密；同时却期望企业予以遵守，如果企业真的阅读或持有法规的副本则可能遭到逮捕。这一透明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体制，有利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利益。二十年后，法律公开发布并可以发表评论，使竞争环境更加平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为期10年的路线图，其中概述了将如何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各个行业部门。中美两国均受益于这种透明度。自协议签署以来，中国对美国的低成本出口增加了330%，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增长了533％。 然而，这个为期10年的路线图在四年前就到期了。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由此产生的空白。这将给两国的投资环境带来更大的透明度和一致性。 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利于中国的原因是因为所要求的市场开放会带来投资，鼓励消费和服务行业的更大竞争。这反过来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使其经济模式从出口主导型增长转型为在更大程度上以消费为基础的模式。这样一个协定也将有助于为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厘清法规。 双边投资协定又为什么会有利于美国？首先，这会为在华美国企业创建一个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给美国投资者带来更多机会。这也将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响应中国政府为鼓励海外投资而倡导的“走出去”战略，在美国进行投资。这反过来会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和机遇。 目前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增加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的实际投资2014年不足40亿美元，在中国去年101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占比不到5％。有关在美投资的清晰、透明的法规可能会打开大门让更多资金进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随着竞争环境更趋于公平，目前已经超过50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投资无疑会有所增加。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议程；正如朱镕基总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廉价出口不再能够获得一度曾经创造的经济成果。美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与中国共同制定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新路线图。 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可以为两国带来积极成果。事实上，我们认为这至关重要。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5年2月

在北京郊外建设“可持续生态优势发展区”

作者：魏蕾 为了发展SEED模式，我们正与美中两国专家合作提出可以产生长远成效的短期方案建议。专家们刚刚完成了对该区重点优先事项的快速评估，我们将在四月份发布结果。我们的建议将包括：实现除了水蜜桃以外其他名声在外的平谷作物的商业化盈利，如柿子等；促进该区的建筑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制定将有助于宣传的综合性高规格推介活动计划。

专访马志军：三个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志军正与保尔森基金会合作规划中国的湿地保护蓝图，他重点强调了湿地对中国的国家优先事项所具有的重要性 新闻里充满了有关中国重点治理污染和保持经济增长的文章，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湿地的报道。湿地如何纳入中国优先考虑的事项？其重要性从何而来? 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为湿地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湿地具有多方面的服务功能，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除了别的功能之外，湿地有助于防洪排涝，庇护候鸟，过滤水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并提供稻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环境。近年来，大气污染、水污染、沙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公众健康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然而，生态和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旧需要更多关注. 在湿地保护方面，中央政府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如建立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指定国际重要湿地，开展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湿地保护的立法。然而，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对湿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生态保护，重视短期直接经济效益轻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导致短期内湿地（特别是自然湿地）丧失和退化的局面仍难以得到根本扭转。 您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量化分析了中国每年因未能保护湿地而遭受的损失额。湿地与经济有什么关系? 湿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多为间接的和长期的，如净化水体、调节气候、维持碳氧平衡、支持生物多样性等。这些间接价值常常被忽视。例如，我们在文章中指出，虽然中国滨海湿地的面积还不到全国所有生态系统总面积的1%，但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 周一是“世界湿地日”。您希望“世界湿地日”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一天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总是会组织很多公众宣传教育活动。我希望“世界湿地日”可以提高中国公众和政府的生态保护意识。

从一张图看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新数据，中国占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东亚地区城镇人口增长的80％。中国出现的这种移居大城市的现象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保尔森基金会成立的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的创始会员 、中国国有的国家开发银行在2013年期间向城镇化相关项目投放了1680亿美元贷款，占其全年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二。随着城镇化成为国家重点优先事项，中国将要面临的挑战是建设不仅为居民提供经济发展前景而且兼具各种社会和教育机会的宜居城市。保尔森基金会的可持续城镇化项目正脚踏实地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变化，帮助中国城市实现这一点。基金会设立的市长培训项目致力于为影响数以百万计城镇居民的地方政策决策者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保尔森基金会还在十一月举办的可持续城镇化年会上牵头组织有关可持续建筑规范的座谈并召集专家献计献策，探讨中国如何通过加强建筑标准来削减碳排放。最后，基金会还设立了“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奖”，以表彰以本地居民和环境的需要为优先发展重点的城镇项目，该奖项今年授予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在接下来六年里预计还会有1亿人口迁入中国的各个城市，中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创建节能高效的城市中心。

新发布的商业风险报告报告分析了美国中西部的气候风险

到本世纪末，预计芝加哥人每年经历的气温超过95华氏度（35 摄氏度）的日子会比德克萨斯人现在还要多。这就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得出的发人深省的研究结果之一。该报告题为《中心地带的高温天气：中西部的气候变化与经济风险》，内容是关于气候变化给美国中西部带来的经济风险，由商业风险报告项目最新发布。这个跨党派项目由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迈克尔·布隆伯格和汤姆·斯泰尔牵头组织，工作重点是量化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风险，于八月份发布了研究分析美国总体气候风险的第一份报告。 在今天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经济俱乐部举办的发布会上，保尔森重申了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我们的企业领导者、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投资界都需要重点关注这些风险，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晚”。 “作为一个中西部人，令我严重关切的是，我们‘处之泰然’的态度是危险和不可持续的，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保尔森补充说，“气候变化给中西部经济的主要行业部门带来了巨大威胁，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 保尔森继续说道，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实行大规模城镇化政策之际。这就是为什么保尔森基金会的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计划正致力于为中国的环境危机寻找解决方案。按照基金会“知行合一”的工作方式，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计划正脚踏实地地与政府官员、企业和老百姓一起努力帮助中国实现其碳排放目标。该计划目前正在编制的报告将概括提出为了解决碳排放问题，同时又治理空气污染，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北京周边地区市场力量的方式。保尔森列举了最近达成的美中碳排放协议，其中中国同意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他将此称为“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真正的亮点” 。如果中美两国现在集中资源应对气候变化，也许北京和芝加哥都可以避免本周发布的商业风险报告报告中预测的遭受酷热天气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