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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携手美国保尔森基金会提速国家公园建设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5年5月

更好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 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经验

美国和中国正日益成为清洁 能源技术重要的开发国和 部署国。举例而言,2014年,两国在清洁能源研究、开发和 部署领域的投资(见图1)居世界前 两位。1 的确,数十年来美国在关 键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方面一直领 先于全球其他国家,但近年来中国 追赶的速度也十分惊人。截至2011 年,中国向专利合作条约申报的可 再生能源专利数量(见表1)2 已经 跃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日本、美 国、德国和韩国。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在过去的六年里,清洁能源已经成 为中美之间合作的重要领域,因而 也成为两国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和敌 对倾向中一个突出的亮点。2009年11月,两国首府华盛顿和北京签署 了七份新的清洁能源合作协议,覆 盖了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 车、支持清洁煤和页岩气等领域。 协议还发起设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 合中心(CERC),旨在通过两国科 学家和工程师团队的合作推动清洁 能源技术的联合研究和开发。 尽管中美之间的合作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除非关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这种合作的潜力很难完全释放。关于知识产权共享的担忧常常是两国开展更切实富有成效的合作时真实面临的重大障碍。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国际研究人员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时的主要顾虑。 本备忘录探讨了应对这些棘手的知 识产权问题的潜在可行的解决方 案。它表明未来有创造力的解决之 道可能寄于一个现存的清洁能源合 作机构:CERC。CERC已经率先采取 了一些创新的方式对联合开发的知...

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作者：何杰明 想要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关键可能在于中国备受关注的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根据一份有关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新报告，现在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其实是中国的中等规模城市。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收集整理的数据显示，人口为150-500万的城市具有全国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虽然中国大城市的经济增长仍充满活力，但是根据该报告所述，这些大城市往往会吸纳大部分中国的农民工，而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农民工的生产力一般低于现有居民。当然，中等规模城市确实也会吸纳农民工，只不过比率不像大城市那么高。今后，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质量会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当各国跨过50％的城镇化门槛时，城镇化必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而中国已经在2011年跨越了这一界限。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在城镇化进程把握得当的时候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来说，这将取决于其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型的根本性经济变革成功与否。

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在不断改善？这实在是言之尚早

作者：侯安德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北京人一直在谈论空气是如何一反常态的洁净。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说，自1月1日中国的新环保法生效以来，北京的污染程度有了明显的缓解。 但洁净的空气是否意味着由于政策措施和这项新法律而出现了真正的转折点呢？目前看来仍然言之过早。首先，本地环境空气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力、湿度和空气逆流等气象条件。确实，在考虑各种气象要素后，北京-天津-河北地区（也称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在最近几个月里真的要好于2014年。2015年前四个月，PM2.5的平均浓度较2014年同期下降了25％以上。由于少数几周的重污染可能会使正常的平均曲线出现偏斜，重要的是要考虑中位值，而这也有所下降：从2014年前四个月的每立方米96微克降至今年迄今只有70微克。（虽然明显改善，但北京的环境空气质量仍远低于每立方米35微克的国家标准，更不用说世界卫生组织每立方米10微克的年度标准）。 这是否表明北京采取的政策，例如关停燃煤电厂、淘汰造成污染的“黄标”车以及将工业生产向市区外转移，正在开始起作用？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影响是否正在让河北上风区内污染环境的小工厂付出代价？或者我们只是看到近年来的常态出现了逆转？如果回顾2009的情况，我们会发现这很难说。2013年和2014年的极端空气污染程度似乎属于异常现象。到目前为止，2015年看起来像是在重现2009-2012年期间前四个月的污染程度。换句话说，有所改善，但还是很糟糕。 不过，要真正了解这种差异的性质，需要考虑影响PM2.5浓度的天气模式，如湿度、风速和风向。近期有关2015年PM2.5水平有所下降的文章都没有提到天气因素。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研究，2014年的风力和湿度条件特别不利于降低环境PM2.5浓度，而今年的条件已经回归到与2009-2012年期间相似的水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的PM2.5浓度似乎已经恢复到平均水平。 风速和风向也很关键：北京人知道北风可以带来较为清新的空气。根据采用美国大使馆数据对北京的风向和PM2.5平均浓度进行的分析，看起来西风、北风和东北风都比南风或东风要清新得多。把这些风向分组后进行的分类分析表明，考虑到所有风力条件，2015年北京的环境PM2.5浓度低于2013-2014年期间，但与2011 - 2012年期间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的PM2.5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市区以外。此外，2015年前两三个月里，河北几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的环境空气污染程度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但2015年1月的污染程度似乎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由于现有数据仅追溯到2013年，这不能称之为趋势。 Pollution in Hebei was especially bad in January-February last year 底线：到目前为止，2015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于前两年，即使考虑到风力和湿度，相比较而言也是有所改善。周边城市减少排放可能对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起到了作用。政府采取行动关停北京地区的燃煤电厂，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淘汰造成污染的车辆，这具有值得称道的重要作用，但称之为明显的改善趋势还为时过早，因为2013 - 2014年属于污染尤其严重的期间，特别是在冬季。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关停北京的燃煤电厂等环保政策举措是不是近期空气质量改善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措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让京津冀地区朝着改善空气质量的正确方向前进，最终有助于更加稳定的气候。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

专访吉姆∙哈里斯：三个问题

国际鹤类基金会高级副主席吉姆·哈里斯正与保尔森基金会共同致力于江西省鄱阳湖的湿地项目，他畅谈了湿地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都应该关心鹤类的原因。 全世界有15种鹤类，其中大部分属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物种。我们为什么要关心鹤类的生存？ 因为鹤类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们是促进国际协作和相互理解的纽带，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适宜居住的星球，这是必不可少的。鹤类高贵优雅，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若非迫不得已，我们有什么理由听任它们灭绝？除了已经从云南热带地区消失的赤颈鹤之外，我们完全可以让中国的所有鹤类继续与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伴。正因为鹤类具有优雅的、像我们一样挺直的姿态以及文化内涵，所以对管理和恢复能够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湿地而言鹤类是一张“王牌”。鹤类可以引起人们的关心，让他们共同致力于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努力解决负面问题。 中国主要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拯救鹤类？ 保护鹤类栖息的湿地至关重要，这通常包括积极主动地管理或恢复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中国已经建立了鹤类湿地保护区网络，但管理尚不够充分。湿地的保护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同时坚定地致力于研究和监测以指导管理工作。我们需要开展研究以填补信息资料方面的空白，例如作为鹤类及其他水鸟重要食物的植物的生态研究资料，并且需要开展监测以给我们反馈信息，让我们了解生态系统的现状如何以及它是怎样响应管理实践的。例如，在我们与保尔森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中，我们正在为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内的子湖泊制定管理和监测计划。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调整水位或对捕鱼方式做出些许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从获得的野外数据确切地看到由此产生的效果。在9个子湖泊中有7个我们没有良好的水位数据。我们的一个建议是在全部9个湖泊中均放置水位标尺，定期收集水位数据。 鄱阳湖地区经济的核心依赖于渔业等生产活动，而这些活动影响着生态系统。中国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来平衡当地的环境需求与地方经济？ 鹤类与人类生活之间的矛盾往往是由于对湿地发挥怎样的功能缺乏了解，湿地可以提供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防洪、水质净化、带来渔业丰收的生物生产能力、放牧牲畜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境等等，同时这种矛盾也是由于对湿地管理的相关问题缺乏了解。我们在鄱阳湖开展的项目有一部分内容是对鱼类进行监测，了解子湖泊中渔获物的种类、产量和大小，以便我们提出称之为“可适应性管理”的建议。在可适应性管理模式下，你尽可能地了解情况，实施你认为会改善情况的措施，同时对情况进行监测以确定你是否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然后，你可以调整你的行动。举例来说，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监测结果，我们建议把捕获的小型鱼类放回这些子湖泊，因为其经济价值很低。这项措施会给渔民带来微不足道的经济损失，却有利于渔业资源，而从长远来看将提高渔业产量。如果我们能够维护健康、丰饶的生态系统，无论是野生动植物还是人类都将从中受益。 [rev_slider birds-at-lake-poyang]

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十大原则

作者：何豪 中国的空气质量已经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确实会使人折寿。据一项研究表明，空气污染让中国北方地区老百姓的预期寿命减少了5.5年。幸运的是，为治理空气污染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现代化、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并使城市更加宜居。 保尔森基金会、能源基金会中国和能源创新政策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一些中国专家和团体共同举办了“重现蓝天－治霾加速” 空气质量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会上讨论了中国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可以采取的最有效措施。 研讨会上中外专家们的主要洞察观点之一是中国必须建立监测空气污染、发放许可证和执行各项标准的现代制度。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赋予环保部门明确的授权、充足的资源和权力以完成这项工作。第二点意见是推动“协同控制”，即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物，这远比一次只做一件事更具有成本效益。 在此次研讨会上，约70位世界一流的空气质量问题专家，其中包括50位中国专家和20位国际专家，阐述了打赢这场战斗的原则和方法。 十大原则： 建立一个完善的地方空气质量管理组织架构：每个地区需要一个明确授权的主管空气问题的政府主管部门。成立跨行政区的空气质量主管部门，并授权其对所辖区域进行统一的标准制定、排污许可证发放以及减排政策执行。 确保足够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要实现清洁与健康的空气，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以及私营部门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充分投入。这将需要增加预算，更好的达标规划分析、更多的科学支持，同时培养一批合格的监管人员。良好的执法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偷排和贪污腐败。 应用最新的科学分析进行决策：科学研究必须指导空气污染治理，包括科学设定空气质量标准，识别追踪污染源，分析追踪空气质量改善程度。通过对于大气化学过程的机理研究，找到最经济有效的减排方式。 建立重污染应急预警和响应系统：各地政府应该迅速有效地应对重污染天气， 必须提前实施应急预案，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制定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并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进行措施优选：政府应该制定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措施的效果及成本进行分析，在执行措施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那些成本效益最高的措施。这样有利于治污措施得到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持续的支持。选择成本效益最高的措施进行落实也意味着在同样的资金和资源的条件下可以实现最大的减排量和空气质量改善。 要求应用最佳可得技术（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的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使用最佳可得技术，这将加速污染减排，给行业一个明确的减排途径，同时促进技术进步。 优先考虑具有协同控制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措施：整合空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和措施，这比起单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单独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综合效益更优。 采纳充分的激励和处罚措施来确保实施和执法落实：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有足够严厉的惩罚措施进行惩戒，以预防和减少违法。 加强信息公开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公众应该知晓相关信息，这样才能信任并支持政府的决策。 开展定期的监测和评估，以实现持续改善：对于空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或规划的实施进展应该定期监测和评估。这将需要设定一些核心的量化指标，结合空气监测数据进行评估。基于评估的结果，空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或达标规划应该至少每三到五年进行更新，以适应新的外界情况，满足法规要求。 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洛杉矶和墨西哥城，已经证明通过采用适当的资源和方案可以逆转空气污染的形成模式。对中国而言，在国家层面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会是个挑战，但人们对蓝天有殷切的需求，同时这种努力具有巨大的潜在效益。 何豪是能源创新政策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也是保尔森基金会能源与环境项目高级研究员。

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新闻：2015年5月7日

我们常驻北京的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团队在此分享他们的阅读材料和讨论内容。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新发布的报告认为，在中国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年多后，排放限值标准在执行上仍普遍存在问题。根据该报告所述，在江苏和河北这两个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有多达85%的重工业企业违法超标排放，突破了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排放限值。在河北调查的183家国家重点监控的煤炭、钢铁及水泥厂中，仅有两家达到排放标准。 江苏将在全国率先试点项目节能量交易计划，该计划将与明年启动的全国排放权交易制度联系起来。其运作方式如下：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将为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和化工行业设定能效标准并提供节能量证书。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关停落后产能获得证书，然后可以向希望建设新生产设施或扩充现有生产设施的企业出售此类证书。保尔森基金会和能源保护基金会将在六月份发布有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白皮书。白皮书将强调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实现抵销效应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围绕配额交易建立公开透明的规则，从而确保碳排放限额的公正性。 “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杠杆，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答《学习时报》记者问的时候这样说道。据英国《卫报》报道，他说气候变化对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构成了威胁，近些年发生的洪水、台风、干旱和热浪等天气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保尔森基金会认为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都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起处理，同时能够实现经济转型而且不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政策文件表示，北京的延庆县未来将获得可再生能源清洁供热。该通知称，延庆将成为先行试点地区，大力推动京津冀地区能源转型和有效治理大气污染。这一试点项目的很大一部分能源将来自紧邻北京市、风能资源丰富的张家口地区。（中文）

为什么对保定天威集团的救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跟环境有关

作者：尹美霞与侯安德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激励竞争和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对中国向空气污染宣战的努力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真正的由市场推动的竞争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让高耗能的重型制造业受益的经济扭曲现象。所以，当国有的保定天威集团这个曾经庞大臃肿的重工业企业集团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上周宣布将无法兑付8550万元人民币（1400万美元）债券利息的时候，市场改革者和环境专家都感到鼓舞：看起来这家企业将要成为中国政府允许发生违约的第一家国有企业。无论是在成熟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中还是作为迈向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步，这似乎都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之间的市场化竞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会增强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实力。目前，由于事实上政府依然资助很多效率低下且不具有经济生存能力的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上游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存在过剩问题。例如，陷入困境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赛维和尚德已经进行重组，不过没有与实力更强的同业合并。行业整合可以有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短期而言增强剩下的企业的实力，长期而言使可再生能源成为更具有竞争力的能源资源。因此，新闻报道的保定天威集团债务违约事件，尽管从表面上看是个坏消息，却似乎是市场向前迈出的一步。 然而，国有的中国建设银行上周宣布将会兑付该企业的债券利息（建行不管怎样都持有该企业的大部分债券）。这表明，目前依然存在对国有企业债务的隐性国家担保，这降低了对这些实体的放贷风险并对整个行业起到了财政补贴的作用。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能源和重型制造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提供给这些企业的低成本融资帮助了他们在政府正寻求减少过剩产能的钢铁、水泥、太阳能和煤炭等领域中维持或扩大制造或能源生产设施。在宏观层面上，为制造业提供的低成本融资还减少了小企业和服务行业可以利用的资金。 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的政策议程上高居首位。建行发布该公告的同一周，有报道称中国将把央企数量减少到仅40家，这既是为了鼓励整合，也是为了提升市场的作用。因此，目前还不清楚保定天威集团的债务违约最终会如何处理。 底线是这样的：在加快中国经济朝着更清洁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力量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还需要政府发出更强的信号来加速变革。保定天威集团的案例可能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出的一步。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尹美霞是保尔森基金会的研究部经理。

为什么中国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作者：宋厚泽 View image | gettyimages.com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近期收到了广泛关注。这个问题之所以收到关注是因为地方政府支出占中国GDP的20%左右，地方政府支出如果下降10%会带来中国GDP下降2%。如果算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地方政府支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会更大。同时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非常不透明，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担心。现在已经是2015年的五月了，但财政部仍然没有给出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从最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我们学到了昂贵的一课:负债支持的投资泡沫最终会破灭。 银行贷款占了地方政府负债的60%以上，总贷款规模相当于银行业的净资产。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直接联系到银行业的稳定。同时，银行还向高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的行业，如建筑，机械，钢铁和水泥，发放了大量贷款。如果地方政府支出显著下降，银行对这些行业的贷款也将会收到影响。 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文件显示中国正在试图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些文件力图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并解决现有体系中的风险。如果能够得到执行，这些改革可以稳定和促进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源自一系列体制问题： 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不匹配。地方政府负责中国80%的财政支出，但其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0%。虽然有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但往往不够补足支出缺口。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举债（通过融资平台等途径）或卖地来获得额外收入。 政府在整体经济中起的作用过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国有经济依旧庞大而复杂。这也就使得监控地方政府的债务非常困难。中国的四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乡镇—都拥有自己的国有企业，公用事业，融资平台和事业单位（如学校和医院）。上述范围内任何一个机构的负债—这些机构总数超过15万—都可能需要地方政府偿还。在2013年，超过5万名审计人员工作了两个月才弄清了中国当时的地方债务规模。 缺少透明和监管加剧了债务问题。地方审计署经费由地方政府支出，这削弱了审计的监督作用。虽然地方政府的预算需要地方人大的批准，但这一过程并没有起到很强的监督作用。同时，问题最多的表外融资部分不在上述机构的监督范围内。 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充满各种道德风险问题：很多借贷决定主要根据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而不是项目本身的风险。因为市场普遍相信政府会救助和它相关的机构，所以这些机构都能比民营企业借款利率更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平台债务会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好消息是中央政府针对上述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以确保不会有风险发生。 1）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公开发行债券来融资。这将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的风险，并增加举债的透明性。为了说服投资者，地方政府需要证明他们有还款能力。为此，他们需要公开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并由第三方评级机构对他们评级。 2）中央政府明确不会救助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个声明可信，中央政府会根据每个省的财力和负债率来确定各省举债规模的上限。由于省级政府将代市县级政府举债，并在他们违约时提供救助，这也就给了省级政府足够的激励来监督下属地方政府的债务。 3）举债要通过地方人大的批准，这也增加了对债务的监督。同时，由于公众会成为地方债的重要投资者，这也就给了他们动力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同时，由于投资者可以拒绝在到期后继续持有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也增加了对地方政府的制衡。 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潜在的风险。新政策的出台恐怕不会意味着各种政府担保的结束。最近央行组织的对保定天威的救助再一次印证了市场对这个问题的担心。同时，省级政府最后贷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如何行使也值得观察。 不过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目前完全有能力避免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地方政府拥有包括土地，矿产及地方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资产，数额远超债务规模。全部地方国有企业净资产的总额就超过17万亿人民币，约等于目前全部债务的规模。 新的地方政府债在目前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当下需要增加支出以保持经济增长，而举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长期低利率的资金来源。当然，中国需要正确的投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contentblock id=24 img=gcb.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