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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31日

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新闻：2015年7月31日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北京人有望看到“APEC蓝”重现天空。在八月份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以及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式前夕，京津冀地区正在积极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为了确保在此期间出现所谓的“阅兵蓝”，将效仿去年11月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北京时的类似措施：北京周边100公里之内钢厂全部停产，200公里之内减产50%，200公里之外减产30%。保尔森基金会在六月份发表了一篇报告，建议重点通过综合措施治理污染，这从长远而言比在重大活动前后临时停产更为有效。 本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新增7.73吉瓦，比去年同期增长逾一倍，正努力实现到年底新增17.8吉瓦的目标。然而，可再生能源并网仍然是一个挑战，部分原因是缺乏市场激励机制来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而不是更昂贵的煤电。据彭博社报道，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约9％的太阳能发电产能闲置，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和新疆。 保尔森基金会的柯凯丽参加了中国碳论坛主办的讨论会，畅谈近期北京空气质量改善、中国在巴黎气候谈判之前提交碳减排承诺，以及这一切背后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等议题。柯凯丽分析了中国不需要牺牲经济增长以确保蓝天的原因、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动态和巩固中美关系的最佳方式。 中国煤控项目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煤化工、水泥、建筑、建材等工业领域；通过适当的政策，到2020年左右工业煤炭消费总量可达到40.6亿吨左右的峰值水平；到2030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计划达到峰值）下降到37亿吨左右。在这里查看报告。

中国政府能否扭转中国经济形势？

2015年7月28日，一位女性路过广告牌。此前一天，中国股市刚刚经历了八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7月27日，上证综指下跌8.5％，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此前政府已大规模入市干预，力阻市场下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近的这轮暴跌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在政策和政治上又有何影响？美国亚洲协会的在线杂志《中参馆》邀请中国问题顶尖专家作出解答。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旸对此点评如下： 在我看来，经济问题的核心冲突在于公信力与控制力的紧张角逐。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人们对其调控复杂经济问题的信心，来自中国虽不完美、但非常成功的经济增长成就。实际上，中国政府通常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在觉得市场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时就出手干预，这也是中国政府公信力的另一大支柱。政府的控制倾向根深蒂固，如果不出手缓解经济波动或消除人们对经济不稳定的感觉，政府就会明显感到（或担心）自己长期以来的公信力受损。 但改革走到如今，需要在公信力和控制力之间实现另一种平衡。市场本身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波动和偶尔的泡沫（及非理性的从众行为），如果适当的监管和法律机制到位，那么政府在更多情况下就是裁判，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市场可以进行自我调整。要让市场力量更加可信，政府必须克制自己时刻调整市场不确定性的固有倾向。此外，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半时间了，中央政府一直坚持要简政放权并减少企业的行政审批环节，也就是说要减少政府控制，但最近的股市干预似乎与之背道而驰。 总之，在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成熟市场环境下，中国政府要提高公信力，就要在更多时候保持观望，而不是急不可耐地冲入市场。如果不能理顺控制力与公信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现阶段的改革就会令人更加迷惑，而且可能随着改革的前行而更加困难。 就整体经济而言，大家都在等待更多的经济指标出炉，衡量这一轮股市暴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实际影响有可能微乎其微）。好的一点可能是，如果经济增速像很多人预计的那样低于官方公布的GDP实际增速，那么就有可能是在测试短期增长的底部以及中国经济的抗跌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大规模裁员或者大量社会不稳定现象的报道，这似乎表明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就业机会好坏与否则是另一个问题）。此外，这还表明，对经济增速一旦低于8%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现象的担心并没有太多道理。

2015年7月30日

中国的“新常态”：经济与环境共同繁荣

北京的天空一天天变蓝的同时，中国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在今年12月举行的巴黎气候谈判之前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承诺。与此同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新常态”—— 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为了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经济再平衡，包括将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大规模结构性调整。 这一切都有什么共同点？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董事总经理柯凯丽最近参加了由中国碳论坛主办的讨论会，联系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环境发展动态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是此次访谈的三大要点： 中国是否需要牺牲经济增长以确保蓝天： 我们的回答是经济和环境的繁荣发展可以齐头并进。现在的好消息是，在其他国家实施和执行环保法规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借鉴洛杉矶和匹兹堡等地三、四十年来的经验，这些地方通过强有力的执法调整了产业结构，现在已经成为涉足一系列多元化产业的经济增长引擎，其中许多是更清洁、更环保的制造服务等行业。因此，这些城市可以很好地证明能够两者兼顾，坦率地说，这两个城市推动变革的动力都来自环境问题和污染，其根源正是同样在中国造成污染的某些产业。 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发展动态： 京津冀地区属于重工业区，但也不断涌现出很多正在创造新产业的实例，无论是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还是与此相伴的服务性行业。我们正努力宣传推广这些正在成长的新兴产业，同时考虑如何帮助控制重工业的排放问题，而且我们也十分支持政府工作以及整体改革议程，努力把重点放在国内需求上，减少导致很多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投资拉动”思维。因此，这一系列环境和经济政策是我们目前开展密切合作的领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合力。这也是我们认为可以同步实现经济和环境繁荣发展的原因所在。有证据表明这是一条前进的道路，而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帮助做到这一点。 巩固中美关系的最佳方式： 我们的工作重心是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因为我们认为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碳排放国需要起到表率作用。我们正努力推进这一点，特别是通过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按照两国共同议程在环境方面投资，然后通过这种投资为两国带来可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认为环境方面的投资是一项共同议程，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这里观看完整的访谈视频

中国环境危机蕴含数十亿美元商机

中国正在开展历史上最宏伟的环境治理行动，这已是必然之举。中国的环境危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拐点。中国的地下水只有不到40％可安全饮用。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年均值达标的仅有16个。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发现，将近20％的被调查土壤污染物超标，19％的耕地被污染。此外，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比美国和欧盟加起来还要多。 环保抗争已成为全国各地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甚至超过了对贪官污吏的不满。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政府认识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阻止危机愈演愈烈，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环保角度，都是如此。预计“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将包含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 “十三五”期间，环保支出总额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在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增长60％。然而，中国政府只能提供15％的资金。 这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可以参与和支持中国雄心勃勃的环保事业。高盛公司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力度加大、机会充足”的报告，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将给国内外民营企业带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机。事实上，民营企业直接或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出资，有助于中国引进新技术、推动具有创新意义的解决方案并在环境改造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正为此付出努力。高盛公司根据与中国官员的访谈和其他国家的先例进行了估算，预测中国将把环境投资提高到GDP的2％左右，与美国、日本及德国不相上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来自民营环保投资者的支持。 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确定了清洁技术领域企业面临的五大机遇： 1. 土壤修复：中国的土壤污染正成为农业自给自足的最严重威胁。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重金属污染危及1200万吨粮食产量，意味着将有2400万人（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受到粮食污染问题的影响。据预计，土壤治理工作将在中国政府的环保投资总额中占到56％。2016- 2020年期间，中国在土壤修复上的支出可能会达到1100亿美元，比目前的支出增长580％。 2. 固体危险废弃物管理：在中国，废弃物管理是一个规模较小、尚未开发但快速增长的行业。城市、工业、电子和危险废弃物等各种“垃圾”的增长潜力巨大。在中国大规模城镇化的推动下，城市固体废弃物不断增长、堆积如山，这么说毫不夸张。2000-2012年期间，中国的废弃物处理市场增长了3.1％，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仅为0.2％。作为强劲工业增长附带产生的不良后果，危险废弃物增加了近15％，而美国同期实际上有所减少。到2020年，中国城市垃圾处理市场的潜力有可能达到160亿美元，但仍然远低于美国市场的水平，其固体废弃物管理行业每年的净收益就接近400亿美元。 3. 污水处理：中国预计在未来五年中投资3000亿美元治理受污染的水域，以及饮用水的处理和供应。在污水治理、新型灌溉方式及其他相关方法等领域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会发现存在重大机遇。保尔森基金会最近组织了浙江省约20名市长访问波特兰，代表团成员们专门要求参观最新的污水处理技术，因为他们正在积极选择采纳新技术。 4. 清洁能源：中国计划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占比提高到38％，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需要对替代能源技术进行巨额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预计将保持全球最大核电建设国的地位，目前有27个核电厂在建；中国也将是世界上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此外，风电装机容量也将增加近十倍。在这些领域，外国服务提供商以及设备制造商将拥有大量销售机会。 5. 污染监测设备：为了减少污染，必须了解污染源状况并监测其发展动态。相关设备将是重要的潜在市场之一。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环保设备销售额已增长到410亿美元，预计在未来几年里增长20％。 当然， 中国的环境危机是一场悲剧，而且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不过，政府拨乱反正的意愿正给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 本文首发于《赫芬顿邮报》。

2015年7月24日

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新闻：2015年7月24日

我们常驻北京的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项目团队在此分享他们的阅读材料和讨论内容。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远眺夜景。该市主要产业从汽车玻璃制造业转向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可以向托莱多市学些什么？中国正在促进经济转型并加大环境治理投入，钢铁、水泥和玻璃制造等行业的规模不断缩减，《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援引京津冀地区政府官员的讲话称，他们正寻求各种方法并借鉴国外经验，力图在不减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实现地方经济转型。保尔森基金会正在撰写这方面的专题报告，重点介绍美国的案例，也包括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案例，该市的大部分玻璃制造产能已经从汽车工业转移到太阳能产业。 浙江省颁布天然气发电机组试行两部制电价的通知，这是六月份“保尔森对话会”系列活动上提交的保尔森基金会论文中提出的建议之一。市场化改革潜力巨大，可以鼓励电力部门采用更加清洁环保的生产方式。 已经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电力和排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建燃煤电厂仍然过多。保尔森基金会今年六月发表的《气候变化、空气质量与经济》报告认为，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碳排放量，更好地整合环境和能源政策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完善电厂建设规划以充分考虑环境政策目标，这也有助于节省企业和用户的资金。 北京市政府最近宣布拟将政府职能部门从市区迁到东部的通州区，坐落于京津冀地区中心的战略位置，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正蓄势待发。《纽约时报》发表了有关这一“超级城市”规划和当前挑战的背景报道，称北京将侧重于文化和科技发展，天津将成为制造业科研基地，而河北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确定。 据Carbon Pulse网站报道，2013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各地碳排放权交易所的碳排放权交易总量增长了六倍以上，从400万吨上升到2470万吨。这表明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中国的试点市场正日趋成熟完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湖北市场4月14日正式启动；一些外贸企业加入深圳市场；以及抵消机制的推出，第一笔抵消交易已在三月初完成。 几个星期前，我们讨论过北京的蓝天是否已成为“新常态”，绿色和平组织7月22日发布的报告进一步证实，2015年上半年北京空气污染明显减少。该报告与环境保护部的统计数据同期发布，显示35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整体上小幅改善。  

2015年7月20日

成可黛讲评——2015年7月20日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成可黛阐述她的观点和意见，话题涉及教皇、近期举办的保尔森基金会能源对话会以及北京市平谷区，这里可能成为中国新制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示范地区。“成可黛讲评”是一系列定期发表的博客文章，最早源于成可黛在“下一代”智库负责气候与能源项目之时，现在已经迁移到保尔森基金会这个平台。 转眼已是七月下旬，祝大家幸福快乐！我打算每两周写一篇博文，结果就只写了这些，我想从我发表上一篇博文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这可不是因为一直没有东西可写；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一连串气候相关活动如旋风般呼啸而至：教皇发布通谕称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包括主要经济体/排放国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交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为巴黎气候谈判大会做好准备；美国加州议会继续推动进一步提高该州可再生能源、能效和清洁交通标准（CalMatters网站很好地总结了现有政策和拟议中的政策，请点击此链接）。 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一切在7月21日殊途同归。当天，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前往梵蒂冈参加气候问题研讨会，在会上争取使加州的政策成为典范，鼓励其他国家找到可行措施，开始迎接这一全球性的挑战。 我自己最近的旅行经历远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不过一直饶有趣味。最重要的是在六月份去了北京一趟，在那里见到了保尔森基金会的工作团队并参加了两场政策圆桌讨论会，一场的主是建筑能效公示，另一场关于排放权交易。这些讨论马上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地熟悉和亲切。我发现原来中美两国在建筑能效公示上面临的机遇和障碍极为相似，归根结底是需要一个值得业主为此努力的成本结构和政策环境，同时中国面临一个全新的情况：普遍缺乏数据透明度，这个问题在美国这边解决起来稍微容易一些（尤其像加州39号提案那样，明文规定把能效透明度作为获得政府节能改造资金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次北京之行让我想起了气候和能源问题工作的一条要义：虽然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问题，但其解决方案必然有地方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体到每个特定的区域性经济体。 保尔森基金会最近发表的三篇专题报告都强调了这一点。首先是由我们的北京团队撰写的高屋建瓴的背景报告，重点探讨中国今天面临的一系列空气质量和气候问题。如果想了解目前中国的改革举措和监管制度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政策大环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份不可不读的报告。中国当前的政策环境就是高层有意解决污染问题，但在地方层面落实则面临各种挑战。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在最高层面上整合经济和环境发展战略，中央政府目的明确地希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比当前模式更具可持续性。然而，面临的挑战同样是如何把这种意图转化为各地的具体行动。 为此，中国需要考察研究特定地区的情况，比如北京市的平谷区，这个北京郊外的小地方正寻求制定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现有资产，特别是农村和农业用地。平谷区可能起到示范作用，说明如何确保中国的城市不只是无计划的扩张，而是奉行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包括城市扩张的界限，有经济生产力的农村土地和保护地战略。我们最近与落基山研究所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共同撰写了平谷区专题报告，提出了这样一套发展战略。 最后，保尔森基金会智库发表了一份更具体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案例研究论文（加州的读者可能比较熟悉）：加州兰卡斯特市中资企业比亚迪电动巴士制造厂的案例分析。在进军加州市场的过程中，比亚迪发现这里的政策和文化环境与该公司已经习惯的中国国内环境迥然不同。论文具体分析了比亚迪的经验，最终提出“比亚迪的前车之鉴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投资者展示了美国商业环境的陷阱和复杂性”。 结论：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情况，但实际工作总会在更细微的层面上展开：通过省级或州级立法机构、通过城市规划、通过企业的发展战略。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使所有这些策略一脉相承，全都归结到这个关键问题：如何找到一个真正可持续的21世纪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我要署上我新起的中文名字，我会用这个名字构思新的博文。很快就会有更多文章与大家见面！ 成可黛

美国如何助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这篇论文由约书亚·巴斯比和沙朗·西多尔合作撰写，前者是德州奥斯汀大学林顿·约翰逊学院罗伯特·S·斯特劳斯国际安全和法律中心公共事务研究副教授，后者是德州奥斯汀大学林顿·约翰逊学院的访问学者。论文主要关注国际政策环境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做出选择，以更有力的姿态减少排碳量。作者对中国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已经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赞赏，同时认为，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可以采取某些行动来激励和促进中国的碳减排。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考虑到提高空气质量的需求与降低排碳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政府竭力推行各类政策就不足为奇了。设计最优政策组合需要认真考虑不同的选择、挑战和权衡。因此，通过试图从无数选择中找到一个平衡项，中国政府处在了一个尴尬位置，因为这些选择都可能在应付气候上带来负面后果。 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可以利用现有机会进一步参与，依托相关美国和国际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排除次优选项、找到更佳解决方案。美国的参与还能更好地激励中国找到解决碳排放的更直接途径。 作者认为，美国维持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动力对于美国的公信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两国合作可以在多方面产生积极的成果。概括地说，这包括通过研究合作提高透明度，为棘手的测量、报告和核实流程提供支持；以及大力推行联合国谈判内容以外的互补、务实流程。 [contentblock id=32 img=gcb.png]

2015年7月17日

中国还在继续改革吗？是的，但现在情况复杂。

在人们越来越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和前景日益黯淡的中美关系之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正试图了解中国爆发的股市危机。习近平主席的改革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吗？本周，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北京告诉记者，“我相信他们对改革的坚定决心和承诺一如既往”。以下是对当前事态发展的三点考虑： 1) 开放市场：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于7月12日在上海对一批中国企业家发表讲话，赞扬了中国在开放市场上已经取得的进展，敦促中国政府接受国际制度和 体系。他还敲了一记警钟：针对北京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佐利克警告说，这样做可能会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他说，“贸易保护主义这条路会使中国隔绝于新的思路、外部科研活动以及引进国外技术的机会”。 佐利克引用了亚当·斯密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呼吁中国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中国向民营经济开放的行业越多，释放创新潜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开放竞争需要降低准入门槛，同时必须有退出步骤。竞争涉及承担风险和接受失败”。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需要广泛的思想技术交流和频繁的科研人员交往。他说，“开放式的交流需要相互信任，包括通过有效的专利保护和执法工作，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软件和多媒体等前沿领域”。 2)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在接受沃克斯传媒公司采访的时侯，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旸解释了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面临的艰巨挑战。“（中国）现在的资本配置方式严重扭曲”，他说，“例如，融资激励机制往往偏向公路和桥梁等资产（或物体）……因为这是传统”。 “中国实际上是自身成就的受害者”，马旸补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很快，但在此过程中，整个金融体系都在配合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马旸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是投资、消费、净出口和政府开支。但在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因素。过去十到十五年来，中国国内消费所占的比重不到40％，或许介于30%到35%之间，应该高得多才对。在美国，这一比重约为70％”。 3) 股市和妥协： 中国最近的炒股热、股灾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干预是否表明改革已经暂时结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中国当前经济政策中存在的矛盾”， 龙洲经讯咨询公司的创办人葛艺豪在为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网站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葛艺豪认为，股市的飞速上涨和随后的干预措施反映了中国的两大对立趋势。“毫无疑问，有影响力的金融改革者希望资本市场规模更大、更加稳健，包括充满活力的股市，从而减少经济对政治驱动的银行贷款的依赖” ，葛艺豪写道。 “但金融改革者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三中全会《决定》绝不是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宣言。除了赋予市场力量‘决定性作用’外，这份《决定》也重新强调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像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所有重大政策声明一样，这份《决定》欠缺宏伟的抱负，更像是相互竞争的利益方之间好不容易妥协的结果”。 他说，中国的金融技术官僚想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确保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政治家和规划者却坚持国家应在经济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2015年7月14日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携手提出绿色金融倡议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新成立的绿色金融委员会合作举办第二场系列研讨会，倡议为中国的清洁技术提供绿色金融服务。此举旨在探索创新融资工具，为中国政府加大环保力度和治理污染行业的宏大计划提供支持，实现保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一场研讨会暂定十月份举行。 中国人民银行预测，中国在未来4-6年内，每年的环保开支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但政府只能负担大约15％，其余部分必须由民营企业或者通过公私合作融资的方式实现。保尔森基金会目前正与美国华平投资集团、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及专家合作，为中国政府实现其目标建言献策。这些专家包括：前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保尔森基金会杰出特聘研究员丹尼尔·伯纳曼和前美国能源部次长、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首届研究员大卫·桑德罗在内的专家们开展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担任绿色金融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鼓励中国的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走到一起，共同探索治理污染的各种可行方案。委员会有85名成员，分别代表中国的金融机构、清洁能源企业、私募股权公司和主权基金，成员企业金融资产合计接近3万亿美元，约占中国金融资产的65％。

建筑大师珍妮·甘与中国的市长们畅谈绿色生态城市

作者：艾鼎德 坐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室里，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最近强调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中国的市长中已经深入人心。来自中国浙江省的20余位副市长和地方政府官员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建筑大师珍妮·甘介绍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规划。作为保尔森基金会举办的市长培训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市长们在为期三周的培训期间来美国访问，着重了解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基础设施不仅仅指道路和桥梁”，珍妮·甘说，“你们需要社区和绿色的垂直基础设施来成就一个伟大的城市”。 中国已宣布城镇化是其未来十年内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希望籍此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有助于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和廉价出口转向更可持续的服务主导型模式。中国的市长们身处这一进程的第一线。他们负责执行以有质量的增长和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新政策指导方针。 珍妮·甘因可持续发展设计而享有盛名，她向这些市级官员们详细介绍了其设计的林肯公园动物园项目，该项目为野生动植物重返市区做出了贡献。珍妮·甘表示，她目前正在设计新的芝加哥万达文华酒店项目，这个投入十亿美元的中资项目将通过采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玻璃来减少能源消耗。 除了环境问题之外，珍妮·甘的讲话有很大一部分侧重于社区和生活质量，随着原来的农村居民迁移到人情味较淡的城市环境，这些将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她表示，基础设施可以有助于社区建设。“我们一直努力使高层建筑更具有吸引力，以此鼓励人们搬回城市”，她补充并指出，城市高层建筑居住环境的碳效率是郊区低层住宅的七倍以上。珍妮·甘解释说，在她设计的爱克瓦大厦（Aqua Tower）这栋芝加哥标志性建筑中，呈涟漪状起伏波动的阳台让各个楼层的相邻单元彼此联系、浑然一体。 当市长们踊跃提问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紧迫感。这些政府官员的积极性都很高，他们重点关注如何把工作做好的具体问题。例如： 你们怎么样让开发商来建设更加绿色环保的建筑？（“重要的是要有规章制度”）。 什么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3项措施？（1.强有力的领导、2.财政方面的激励机制、3. 民众的参与：“当他们开始了解环境和健康问题......他们会支持你想要做出的改变”）。 你们如何处理“矛盾”和政治斗争，比如在水污染方面？（“这是环保人士和污染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你们如何让人们搬到城市居住？（“年轻一代愿意生活在有社会交流、互动等条件的地方”）。 你们如何处理高层建筑与街道的日照需求之间的矛盾？（区域划分和规章制度）。 这些中国市长们本周将会晤几位美国的前任市长，然后前往波特兰和旧金山，这两个城市一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经济发展计划的中心任务。在芝加哥期间，中国市长们有好几天的课堂学习时间，聆听包括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卡伦·维格特在内的芝加哥市政府官员以及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所做的报告。“这非常有意思”，代表团团长、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说，“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