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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漏损有了控制方案”

五点须知：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策略已经不合时宜

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方式，严格调控投资金额、土地用途、人口迁移模式和区域优先重点。然而，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最近在保尔森基金会智库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这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存在错误的认识。在他的论文中，陆铭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策略所依托的许多理论，破除了几个认识误区。以下是他的五点建议： 户籍制度需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突破。放开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这样做的财政负担比以前想象的要小，因为包括交通运输和医疗保健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追求就业而不是公共服务的人应该获得户籍。 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目前，由于无法在城市里买房，农民工不得不保留在农村的住宅。应该允许农民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将其有效转化为新的农业用地，并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新城市取得土地使用权。 转移支付制度应从支持生产性投资转向支持公共服务。由于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民工流入地的当地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将面临许多困难。中央政府应把重点转向支持地方的公共服务投资，推进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适度均等化。这样也可以抑制农民工纯粹为了享受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而流动。 经济增长和税收应与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脱钩。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调整。如果实现了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势必造成某些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将有必要把经济增长与绩效考核脱钩。 大城市内部应注意科学规划，应对城市病的挑战。科学测算未来人口增长将有助于城市理性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而不是通过户籍管制抑制需求，来实现城市的繁荣发展。

给中国市长的意外启示：想想小的好处

作者：何杰明 面对到访旧金山的22名中国市长和城市规划官员组成的代表团，顶尖城市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表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对此，这些市长们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来自中国浙江省，而浙江位于高度城镇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市政府官员参加了保尔森基金会举办的为期三周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培训，旧金山是其中的一站。 卡尔索普曾为波特兰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城市设计总体规划，他讲述了在中国各地旅行时遇到的一些城市问题。道路宽广但交通拥挤、街区超大而且步行不便、高层公寓妨碍社区建设，令人乏味，有公共场所但难以利用，这些正是困扰着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一些棘手难题。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答案是“公交先导区”（简称TOD）。这是卡尔索普提出的概念，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中心区设计理念的代表。遵循TOD理念的开发项目把住宅和商业空间集中在公共交通站点周围，并为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机会，而不是推崇使用汽车。卡尔索普表示，“自行车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人类交通工具”。据卡尔索普所述，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在逐步减少汽车出行，越来越多地规划有利于骑车和步行的城市环境。几十年前，自行车也曾是中国人的重要出行工具，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 卡尔索普说，“每一座（中国）城市都希望有自己的长安街”，他指的是那条将北京市中心一分为二的10车道大道。卡尔索普解释道，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将私家车视为身份象征，道路很快就不堪重负。“当中国的城市变得过于拥挤时，他们就再建一条环线道路。汽车车道吸引了更多的交通流量，总是会被填满。北京已经在建设七环路了。” 自1987年以来，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已经超出道路通行能力近六倍。TOD能否在中国起到作用？卡尔索普充满自信，他的事务所正在开展的两个项目能证明这一点。 如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传统观念似乎是朝着更大规模发展才是最佳途径。但卡尔索普仍然坚信，中国城市还是要想想小的好处，更注重公交先导区理念，少建设新的环线道路。如果街道和街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中国的城市就能更有效地保存历史性的城市要素，如城市地貌和社区。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卡尔索普带领中国代表团步行游览旧金山市中心，向他们介绍那些既能让交通有效畅通又能使行人安全穿越的单行道。在游览结束的时候，卡尔索普向市长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要求：“不要建设宽度大于40米的街道。这是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或许中国的城市应该从自己的过去中领悟出未来的设计思路。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成可黛讲评——向加州的清洁能源就业法案致敬

我刚休假回来，原来准备写写华盛顿州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加利福尼亚州为了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50％、提高效率和减少石油消耗而付出的努力（根据忧思科学家联盟等机构的研究分析，所有这一切都非常可行）；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 然而，这些美好的计划都被本周发表的一篇美联社文章给打乱了，那篇文章对《加州清洁能源就业法案》（即《39号提案》）做出了评价。 文章有几处重大失实和偏颇，之处，但已经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也许是因为出现了“绿色就业”这个似乎能让反对清洁能源的人暴跳如雷的措辞。我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实施《39号提案》，同时也是“39号提案公民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我觉得有责任澄清一些混淆是非的观点。 首先，我要给那些没有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介绍一下背景情况：《39号提案》于2012年11月获得通过，旨在封堵跨州企业的纳税漏洞。以往，跨州企业可以选择按企业在加州的员工人数，或是按企业在加州的销售额来纳税。《39号提案》通过后，加州采用“单一销售因素”法，要求所有企业根据在加州境内的销售额，而不是员工人数来缴税，消除了企业为了降低税负而解雇加州员工的动机。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为了进一步造福加州，该提案还规定，将此举产生的资金半数投入加州的清洁能源项目。选举结束后，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措施，将这些资金重点用于学校的能源项目，随后加州能源委员会（CEC）据此制定了监管规定。除了目前用于运营和维护的州财政性教育经费或地方债券措施外，学校可以利用《39号提案》产生的这些资金，使各地区得以开展原本无法进行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这又是一个胜利。 最后，立法机构指示加州能源委员会确保尽可能谨慎、负责地使用这些资金。例如，申请资金的地区必须提供至少为期一年的公用事业能源数据，说明目前的能源使用情况；同时提供能源审计数据，说明学校可以利用这笔经费取得最大成效的领域。从财务操作和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都很得当，应当能够消除加州选民的疑虑。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吧？完全不像美联社说的那样，他们在报道这个学校能源计划的时候带有一丝报复的心理。记者的第一个错误：声称在经过三年运作之后对该计划进行评估。事实上，来自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拨款才持续了13个月时间。由于资金来自税收收入，州政府必须等到当选后的第一个纳税年度结束才能启动该计划；同时，立法机构和加州能源委员会也必须履行民主义务，批准和实施计划细节并以法律形式确定。 《39号提案》的执行期是五年，现在才一年多就作出评价，就像季前赛刚赛了一周，就举行超级碗大赛。这样做根本就不合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已根据提案完成的项目大多坐落在规模最小的地区，而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的较大地区要积累几年资金才能提出项目报告（想想洛杉矶联合学区、奥克兰、圣何塞），还有许多项目必须等到明年寒假或暑假才能动工建设。 另一个错误：诋毁部分资金用于“顾问和审计师”费用，而不是建设成本这一实际情况。能源项目很复杂，需要专业知识经验，至少要进行审计以确定最好把资金用在哪些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和资金。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专业审计的话，我不会为节能而翻新房屋，而且我也希望我所在的学区会采取同样的审慎态度。我们应该赞扬这些学校的规划和审议工作，而不是加以诋毁。此外，许多这些让人讨厌的“顾问”都是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California Conservation Corps）这个非营利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为低收入地区提供审计服务并培训边缘青少年参与节能工作。难道美联社的意思是：只是因为这项工作是由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成员完成的，没有创造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新就业机会”，那么像萨克拉门托市北部奥罗维尔的海伦·威尔考克斯小学这样的学校就不应该有新型节能照明？ 最后一点：记者对监督委员会的说法不实。我不打算在此一一论述美联社这篇文章的矛盾和错误之处，不过有一点我不能置之不理。没错，监督委员会确实从未举行过会议。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由政治程序产生的“橡皮图章”，而是因为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规定，我们理应到今年秋天才举行会议，届时我们将审阅和讨论过去一年中全州数百个已竣工项目所提供的第一批数据。没错：我说的是数百个竣工项目。你可以在加州能源委员会网站上看到所有项目的列表，连同这些项目已经为加州的学校节省了2500多万美元能源开支的客观事实。 我很期待今年秋天举行的公民监督委员会会议，到时候我们的讨论将以实际数据和可靠的信息资料为依据，而不是像美联社的那篇文章一样。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困境与抉择

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 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 它还涉及到城市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而这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 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于是,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都达到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 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由于未能科学地认识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 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 的城市化存在许多误解,主要有: (1)误把耕地减少与城市化简单对 应;(2)误把城市病与城市扩张作简 单对应;(3)错误地夸大了农民工市 民化的成本。 受这些认识误区影响,政府倾向于 依赖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机制, 来指引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化政 策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大量矛盾。 主要有:(1)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 趋势和大城市户籍制度趋紧的矛 盾;(2)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的趋势 和政府行政力量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配置的矛盾;(3)都市圈集聚 发展的趋势和新城、开发区分散发 展的矛盾。 由于政策存在误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阻,效率恶化,地理劣势地区数量型扩张带来的债务负担加重,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大城市内部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社会风险加剧。 针对以上认识和政策的误区,本文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1、户籍制度需在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突破; 2、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应与劳动力流 动方向一致; 3、转移支付制度应从支持生产性投 资转向支持公共服务; 4、经济增长和税收应与政府官员的 激励和考核脱钩; 5、在大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应注...

专访马赫澜：三个问题

凯悦酒店集团支持保尔森基金会开展市长培训项目，该项目最近邀请了22名中国的市长和市政府官员到芝加哥、波特兰和旧金山进行为期两周的可持续发展培训。凯悦酒店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赫澜同时也是保尔森基金会的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成员，他阐述了凯悦酒店集团热心帮助中国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蓝图的原因。 凯悦酒店集团为什么支持市长培训项目，您为什么认为这很重要？ 这个行业的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将这种精神拓展到酒店之外，服务于周边的社区。凯悦酒店集团的十万名同事遍布世界各地，积极为当地社区做贡献，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添砖加瓦。 我们与保尔森基金会的合作是天作之合。46年前，凯悦酒店集团在大中华地区的第一家酒店开业，如今已经超过25家，还有更多酒店即将开业。我们知道中国成功实现城镇化对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合作，我们将创建更多蓬勃发展的能源和资源节约型社区。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可持续城镇化市长培训项目，以协作方式分享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和创新经验。 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今年的关注重点是建筑，这是凯悦酒店集团非常熟悉的领域。就建筑和可持续发展而言，您认为中国存在哪些机遇？ 凯悦酒店集团正与利益相关方和业务伙伴密切合作，进一步重视建设更加节能环保的酒店。我们认为，投资于降低能耗和水资源消耗的技术，如楼宇自动化系统、热回收系统和节能照明领域都有机会。 我们要以身作则。对于凯悦酒店集团管理的酒店，所有新的施工和重大改造项目都有望遵循更严格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准则。而且我们已经承诺，今后凯悦酒店集团旗下的所有全服务型酒店和度假村都将按照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LEED标准或同等认证标准建造。 目前，凯悦酒店集团有哪些减少其全球碳排放的措施，特别是在中国？ “凯悦繁荣计划”就是其一，但此举并不仅仅在于尽责，它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经营业务。我们的客户、同事和股东也都提出了这种正当的要求。 凯悦酒店集团是业内率先通过集中式数据库追踪能源、水、二氧化碳排放和垃圾量的公司之一。我们对照本集团《2020年可持续发展愿景》中设定的宏大目标来衡量工作进展。我们的目标包括每晚每客人用水量减少25％，每家酒店的垃圾回收转换率达到40％等。 谈到中国，杭州凯悦酒店安装了LED节能灯泡，在会议室等区域或整个楼层都没人用的时候调整能源使用。自2006年以来，这些措施使得每平方米能耗减少了19%。此外，新建的贵阳中天凯悦酒店通过了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LEED认证，采用屋顶植被和垂直绿化的方式降低建筑热负荷，用收集雨水和回收废水灌溉植被和冲洗厕所。 凯悦酒店集团遍布世界各地的同事都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并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我们为此深感自豪。这项工作将增强凯悦酒店集团的集体协作能力，激励和推动我们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承诺。

人民币贬值主要由于美联储加息

作者：宋厚泽   人民币周二的大幅贬值引发了国内外关于中国试图通过贬值来刺激经济的猜测。这次贬值应该被视为个体事件，并不意味人民币将开始趋势性贬值。刺激经济不是这次汇率调整的主要目的。 首先，从央行声明来看，这次贬值主要是对现有人民币中间价机制的改革，并同时解决资本外流问题。央行对于贬值的解释是“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偏离市场汇率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央行的声明中没有提及任何汇率高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虽然七月份的出口数据低于预期，但这里边有去年下半年欧元及日元大幅贬值的影响。而且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和出口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候，央行官员也一直表示中国不需要贬值刺激经济。最近一段时间的资本外流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一致认为美元走强导致的。但现在看来，美联储加息恐怕会比市场预期更晚，更慢。美元会不会进一步走强还是个问号。由于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短期内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资本外流压力。这次人民币贬值应该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进一步贬值的开始。 认为人民币汇率不会进一步贬值主要是出于两点原因。首先，美联储会对人民币贬值做反应。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量的20%，人民币贬值会带来人民币商品美元价格的下降，从而拉低美国整体通胀水平。同时美对中贸易逆差占其总逆差的25%，人民币贬值必然带来美国对中国逆差的进一步扩大。这将减缓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增长。因此，如果人民币长期大幅度贬值，美联储必然会推迟加息，并减缓未来加息的步伐。而这会带来美元贬值的压力，并限制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其次，贬值预期会带来资本外逃。如果市场预期人民币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贬值，这将会导致人们争先恐后的兑换美元而威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贬值预期自我实现在拉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央行这次选择了一次调整到位，并且在声明中强调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延续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假如中国真的试图通过贬值来刺激经济，结果可能会是事半功倍。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占GDP3%。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这个数值已经接近被认为可持续区间的上限了。如果试图长期增加盈余规模会导致回归出口导向模式。同时，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贬值来维持竞争力，从而抵消人民币贬值的影响。由于中国是贸易大国，人民币大幅贬值还将极大加剧贸易摩擦并促进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在现有的全球经济，贸易低增长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贬值来刺激经济恐怕得不偿失。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5年7月

美中两国市长分享领导经验

市长在实践中都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所以，美国某些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前市长们，例如洛杉矶市的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迈阿密市的曼尼·迪亚兹、芝加哥市的理查德·戴利和梅萨市的斯科特·史密斯，与来自中国浙江省的22名市长和城市官员在芝加哥大学格里彻尔中心座谈时，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从交通运输管理的细枝末节，到建设绿色城市和实现可持续经济转型的宏大挑战，都是两国市长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市长们如今肩负着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职责：预计未来十年将有1亿人口迁入城市，中国各大城市都在快速地成长和发展。对城市规划者来说，落实有效的政策和规划变得更加重要了。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表示，“推动中国前进的是各地的市长们” 。他补充说，市长们“必须找到恰当的方法，制定有利于环保的政策，同时将经济增长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保尔森基金会的市长培训项目团队组织了此次活动，邀请浙江省的市长到美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强化培训。该活动每年举办，旨在帮助中国的市长们找到开展工作的最佳途径。 保尔森说，顺利实现城镇化需要有效领导力，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保尔森请各位美国市长分享一条有关领导力的建议。芝加哥前市长戴利认为， “强有力的领导者必须放眼未来，并且有能力实现这样的愿景”。对于维拉莱戈萨市长而言，杰出的领导力意味着 “敢于面对失败”。他说，作为一个拉丁裔市长，他最自豪的时刻是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市长，我们使大家同心协力”。 就在几年前，与中国市长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时，重点还是绿化相关的经济成本以及如何平衡预算，但现在他们想谈谈“比较软性的”问题，如个人生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这些问题反映了他们的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一注重经济发展的局面，拓展到更大范围的挑战，打造一座能让居民真正享受美好生活的城市。 有位市长问：如何让人们接受你们定下的宏伟目标？迪亚兹市长回答说，他曾和清洁工聊天，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贡献有助于《福布斯》杂志把迈阿密评为2008年美国最清洁的城市。史密斯市长谈到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举行庆祝活动，让人们可以看到已经取得的成绩。（迈阿密的城市规划师本来想把太阳能电池板遮掩起来，但迪亚兹市长主张安装在屋顶上，让大家都能看到）。戴利市长则谈到政府要以身作则（他使所有政府建筑物都达到了绿色节能标准）。 另一位市长问：如何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戴利市长的回答是婚姻美满幸福。史密斯市长鼓励家庭成员参与公共活动：他的孙女曾与他同台发布重大公告。 中国市长们继续提问，想知道美国市长如何凝聚共识，以及如何做出妥协以赢得支持。“你接触的大多数人，他们的愿景都和你不同”，史密斯市长回答说，“可以在前进的道路上做出妥协，只要你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迈进”。 中国的市长们正摩拳擦掌，准备带领各自的城市完成城镇化的下一阶段工作，美国同行的经验教训将给他们带来一些启示。美国市长们在与人沟通方面各有妙招。比如洛杉矶市的维拉莱戈萨市长，他在2012年邀请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观看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以某种方式说服习近平解下了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