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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的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是货真价实的举措

作者：马乔希 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白宫并听到他宣布中国将实施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这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毫无疑问，这一定让那些在2010年抨击反对美国通过法案建立类似体系的人感到震撼，因为他们曾这么说：“中国什么也没做”。不过，美国环保协会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过去25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制定和实施此类市场化体系。 没错，全球变暖问题在中国的发展议程上并没有始终排在第一位。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关注的重点是建设现代经济并使数亿国民摆脱贫困。然而，上周发布的声明确实是在循序渐进的长期进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对部分二氧化硫排放企业实施具有创新意义的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然后，中国在2011年指示五个城市和两个省份的地方领导制定并推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计划，这七个省市占经济总量的25％以上，人口达2.5亿。这些试点计划定下的目标是实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的要求，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促进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中国到2020年以低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自2013年开始，试点工作相继启动，其中包括合计超过12.5亿吨的碳排放总量控制。这些试点工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进行实地试验并准备好让这种市场化的机制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对中国的承诺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许忽略了促使中国推动这样一项具有先进意义的国家政策的可能动力。控制大气污染的确是目标之一。而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为即将于12月举行的巴黎气候谈判做准备之际，全国性的总量控制和交易政策也可以表明中国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过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应该相信中国是动真格的：北京方面也是出于开明自利的理念。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具有重要的连锁效益，即可以减少PM2.5等常规污染物，而这些污染物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的部分原因。实施污染总量控制和排放权定价还可以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激励提高能效、推动绿色投资并增强能源安全，同时激励无论是受监管企业还是政府决策者方面的创新。 中国采取的行动，加上美国的“清洁能源计划”等政策，应该会鼓励其他国家走出安于现状的境地而致力于在更大程度上削减碳排放。从全球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我们这样做可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开始看到污染减少的苗头。 上周发布的声明只是中国在推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过程中将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在未来几年里，美国环保协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努力。而现在我们要庆祝一下在使我们的世界更安全、更健康的道路上迈出的这重要一步。 马乔希先生是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的环境市场常务主任。如需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以及从其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汲取的经验教训，请阅读这份报告（英文版 和中文版），该报告由美国环保协会的马乔希和杜丹德与保尔森基金会的侯安德合作撰写。

国会再也没有借口可找了，因为中国已经在气候问题上树立了榜样

作者：成可黛 “（我们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可不是某个确实注重环保的小国（比如瑞典）元首，也不是联合国总部大楼外关注气候问题的倡导者，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国家主席。 中国似乎正开始走上迈向新的更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道路，同时让美国在目前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感觉有些许的不自在。习近平主席的联合国讲话是一个星期来发表的重要讲话的“收官之作”， 以一种美国国内很少见到的方式把经济发展的重点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完全统一起来。 周三，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了在西雅图以非公开形式举行的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我很自豪地说，保尔森基金会是此次座谈会的主办方。他在会上强调中国希望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其中包括对将会支持努力实现能源转型的各种清洁技术的投资。而在一周前，中美两国已经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私募基金，对中国的能源效率项目进行投资，同时也着眼于促进清洁技术的应用。这两个消息都表明企业和民营经济在推动中国的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接着，中国于周五提出了公共部门方面的举措，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承诺，其中包括提供30亿美元新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制定新的电力行业规定，相对于更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优先调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坚定承诺到2017年中国污染最严重的行业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当然，美国在这些领域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通过“绿色气候基金”资助其他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在这一领域，中国现在才刚刚迎头赶上。但在其他承诺上，特别是电力行业改革和碳排放权定价方面，美国可能很快会被中国甩在后面。从根本上说，虽然我们目前有两个综合性的碳排放权定价体系，但仅涵盖加州和东北部各州，而不是全国。此外，虽然很多州都定下了引人瞩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包括加州刚刚通过规定，要求到2030年50％的公用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美国整体上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听到某些国会议员说，“只要中国采取行动”，美国就会开始认真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本周过后，看起来是到了兑现这一承诺的时候了。 如果读者有兴趣更详细地了解中国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宏大计划，保尔森基金会刚刚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具体探讨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电力行业改革、需求响应和建筑能效公示政策。此外，我们还将发布报告论证中国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经济转型，目前重工业仍是该地区某些省份的问题实质所在。

共同立场：中美两国带头防止气候变化

作者：侯安德 昨天，中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承诺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采取其他措施确保电力行业更多使用除煤炭以外的其他低排放能源。虽然中国此前已经宣布计划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次发表的联合声明强化了中国在国际层面上的承诺，为此类计划增添了一个新层次的确定性，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的碳排放定价市场机制是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尔森基金会支持两国努力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认为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表率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的共同立场之一。继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之后，两国时隔不到一年又共同宣布这样的计划，考虑到就在几年前两国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等待观望”、裹足不前，其象征意义尤为重要。 以前的那种态度对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经济效益，因为（1）两国都分别对很大一部分全球碳排放污染负有责任，碳排放占比合计超过30％；（2）中美两国都已经拥有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这些技术具有经济竞争力而且可以随时加以利用；（3）中美两国都由于已经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而面对严峻的经济和公众健康风险及开支问题。 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作为保尔森基金会启动的“强化市场机制，改善空气质量”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与美国环保协会的马乔希和杜丹德合作发布了一篇报告， 其中回顾了中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所取得的进展，并对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起到实际作用应具备的各方面要素提出了建议。其中主要包括清晰明确、良好传达的减排目标以及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应当实现减排的时间之前有关规则和峰值水平须具有透明度。透明度和较长的时间跨度可以让企业在如何实现减排上有更多的灵活性，同时推动新技术创新和投资。 碳排放交易体系与其他市场化改革措施协同一致，可以产生最好的效果。目前，在能源行业以及钢铁和水泥等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通常可以优先获得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融资。加快绿色金融改革以减少流入这些行业的投资并促进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包括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投资，可以作为一项具有补充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措施。 另外一个是国务院2015年9号文件具体指出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中国的电力行业为实现减排目标做出更大贡献。上述改革可以确保电厂的调度基于其全部市场成本，其中包括排放成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均衡各燃煤电厂的运行小时数。我们与睿博能源智库合作，在本周发布的另一篇“强化市场机制，改善空气质量”系列报告中具体探讨了这个问题。 碳排放定价政策有助于消除存在风险的经济扭曲现象，这种扭曲有利于陈旧的、污染较严重的技术和燃料，它们往往和代价高昂的公共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中美两国现在就采取行动，既有助于解决自身的问题，也可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展现世界各国需要看到的领导作用，从而鼓励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

“本台专访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美国 保尔森：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美国业内期待中美双方有建设性对话”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瞻：前美财长保尔森谈中美经贸巨大机遇”

畅所欲言：中国的”铁锈地带”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为了撰写即将发布的《中国的新机遇：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报告，保尔森基金会在研究过程中与来自美国的铁锈地带城市的多位专家进行了讨论。我们一直希望了解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或没有促成）匹兹堡、克利夫兰和托莱多等地的复兴。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产区河北省（2014年占全国钢铁产量的28%），与美国的铁锈地带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一样，正在出现类似的情况：需求减少、产量下降、工作机会丧失，从而导致为了潜在的革新而进行深刻反思。下面是这些专家提出的部分见解： 如果没有更清洁、更有吸引力的环境，匹兹堡的复兴能否发生？   卡伦·克莱（Karen Clay），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没有环境治理，匹兹堡的复兴绝对不可能发生。即使经过了环境治理，匹兹堡因为地理位置所在，依然有轻微的空气质量问题。但随着煤电厂逐渐关闭并让位给天然气电厂，空气质量不断改善。与此同时，匹兹堡的水质也在不断改善。此外，对河边公园和自行车道等城市景观，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吉姆·拉塞尔（Jim Russell），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人口动态中心研究员：可持续性和环境质量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关系到健康及工人的生产力，而治理环境的更大好处是人们的印象会改变，从而为经济转变提供支撑。如果市民或外人觉得这个城市很脏，那他们会认为这个城市毫无希望。如果能改变这种印象，让市民感觉这个城市值得保护和改变，这才是价值所在。   在铁锈地带城市复兴的这些年间，市领导们都犯过哪些错误？   萨拜娜·德特里克（Sabina Deitrick），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副教授：我想指出的是一些复兴战略总体上有所滞后。这是因为政府领导层想保护传统行业的就业。匹兹堡一些顶尖的经济学家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这座城市终将改变发展方向，但领导层不听。那个时候，即使钢铁行业已经在萎缩，但仍是主角。底特律也是如此，领导层倾向于认为经济低迷不过是汽车行业盛衰期的一部分。     吉姆·拉塞尔：最严重的错误说起来很抽象，是一种观念，认为总能找到一些当地政策来解决问题。真是狂妄自大。强大的宏观经济力量才是城市真正的驱动力，但市领导往往不在意。为阻止“人才流失”，以免受过教育的市民纷纷离开，市领导和公私合作机构往往启动大型资本项目，将本地税收用于机场、会展中心、轻轨及体育场的建设。但其实，他们应该把钱花在基础研究上，选择一个技术集群并设立目标，像德州大力发展癌症研究并从其他地区挖来癌症研究人员。这才是成功的调整手段。     亚伦·雷恩（Aaron Renn）曼哈顿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城市领导层没有从战略角度来处理城市规划和城市问题。克利夫兰、托莱多、匹兹堡及芝加哥四个城市的情况完全不同，但学者和领导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如出一辙。    

一次一栋建筑，为中国的环保事业而斗争

作者： 戴青丽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访问美国之际，两国都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确定潜在的合作领域。然而，种种棘手的问题主导了两国元首的议程，对网络盗窃的指控、中国在南海地区军事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货币操纵都是热点话题之一。经贸往来通常是双边关系中的亮点，但现在希望也不大，因为预计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如果能够取得进展，确实可以实现双赢的一个突出领域是环境保护。 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旨在开展长期合作以促进两国分别向低碳经济转型，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为了实现中国的绿色目标，作为今年晚些时候出炉的“十三五”规划的一部分，习主席计划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环境“治理”战略，预计每年投入万亿资金。然而，中国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经验或财政资源来独立实施这一计划。因此，制定战略重点并划定影响最大的潜在领域将对有效地与污染作斗争并取得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为最紧迫的全球重点问题之一，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会取代经贸往来成为双边关系的新亮点。在寻求解决共同面临的这一紧迫问题的过程中，中美两国自然可以各尽所能，充分结合各自的技术、金融、贸易和市场专长。气候变化的效应将对我们两个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如果导致粮食安全、清洁空气和水资源方面的竞争，有可能会重新形成长期而言的国家安全重点。如果得到有效应用，美国的技术、知识和专业经验与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实现技术商业化的能力相结合，可以显著减少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的建筑行业为开展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合作项目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机遇。建筑物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到了高达40％的惊人比重。中国是全球头号建筑大国，规划建设的新建筑占全世界总数的50％，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占据这个位置。如果安装了陶氏化学、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和江森自控等美国公司生产制造的绿色技术产品，可以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但是，在中国广泛采用绿色技术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前期成本较高。长期节余和提高能效还不足以抵消这些成本开支方面的顾虑。 为了努力克服这一定价障碍并拉动与污染作斗争的最大杠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保尔森基金会于9月17日宣布打算推出“中美建筑节能基金”。华平、高盛、摩根士丹利、中航信托和鼎晖投资等中美两国的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包括万科集团和SOHO中国在内的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纷纷与前面提到的这些工业企业及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建筑节能基金”的使命是促成并加速美国技术与经验在中国市场的应用，这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中美跨境创新，并共同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应用节能技术将带来的额外好处是可以减少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能源量。事实上，降低能源强度是中国为调整能源体系并加快脱离煤炭型经济而采取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基金将从三方面入手来支持这一使命：在中美两国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发展创新融资机制；确定成熟的可持续技术；提出法规更新和建议规范以推动可持续技术在中国的应用。 这一节能举措为开发和部署绿色技术产品的主要美国公司提供了重大机遇。该基金将有助于美国公司跨越在中国安装绿色建筑系统所面临的定价障碍。最重要的是，让中国的存量建筑用上绿色技术将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并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给我们大家带来更清洁的空气。

如何通过改革缓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大变革的 时期。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巨大变 化。一方面,收入分配过程中政府 的管制力不断地消退,而市场的决 定机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许多非市场的影响因素 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结 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 中国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 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 不同人群组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同 程度地扩大。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变得愈发严 重。这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的约束 和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的 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垄断行 业和企业变得越来越强势导致的行 业之间的工资分配不公,政府部门 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和政府官员的肆 意贪腐行为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 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收入差距 扩大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在 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 问题。经合组织(OECD)近期出版了 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 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 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在上世纪80 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 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 了上升,平均上升幅度为14%;从上 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15个国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国企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却没说清

作者：宋厚泽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供了许多关于改进国企治理的新想法，比如优先股，国资之间混合持股和同股同权等。其中很多值得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但不得不说，这个文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关于改革红利的期望。原因很简单，中国国企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压力不足。但关于这点，文件中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如果不引入市场竞争，而只是关注企业内部问题。即使能把一个垄断企业改的再有效率，垄断导致的社会损失不会有任何降低。 因此，在没有看到后续文件的情况下，很难评价这份国企文件。这份文件中给出的许多建议，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后果。比如说第十九条中提到的员工持股问题。员工持股从理论上讲能使企业和员工的目标统一起来，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但是垄断国企搞员工持股却值得商榷。在行业不对其他所有制企业开放的情况下，垄断国企的利润基本来自于政府管制，很难说和员工努力有太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持股基本就是再分配，把利润和股权从企业分给个人，对改善企业业绩不会有什么贡献。考虑到国企是全民所有，在不解决市场竞争不足的问题前，推进垄断国企员工持股恐怕不是好主意。另一个例子就是经营业绩考核。第五条规定对于商业类国企”重点考核经营业绩指标“。但在国企以优惠价格获得土地及资金和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业绩本身的意义也要打个问号。 从这份文件中很难看出未来国企面临的市场竞争是更多还是更少。一方面，文件中提到”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同时向非国有资本（部分的）开放石油，天然气等七个行业。但文件开篇就提到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就让人有点疑惑了，如果是市场决定，那么国企既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很难保证国企一定会变得怎么样。这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市场化不能保证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在不引入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国企改革能达到什么效果，值得画个问号。目前的文件关于市场化的信号是含糊的，需要未来的文件和试点来澄清。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将近两年了，但各界对改革的热情和预期却在下降。因而这次的国企改革对于增强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尤为重要。国企改革如何进行，能带来多大改革红利，还需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