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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采购，企业需要知道的五件事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在华企业如何通过制定科学碳目标和采购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碳排放”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是3月启动的争做“零”跑者全球倡议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号召全球企业进一步采取措施，开展减少碳排放和废弃物的切实行动。 利用可再生能源，无疑是助力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技术路径和解决方案。在中国目前的政策机制和市场环境下，如何有效进行可再生能源采购，这已成为众多企业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该专题研讨会通过介绍科学碳目标（SBTi）框架系统，为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一个清晰的路径，并围绕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的现状与挑战、政策环境、市场发展及趋势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分享与探讨。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美国落基山研究所(RMI)的专家及50余位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要点 企业设定科学碳目标（SBT）：科学碳目标倡议旨在帮助企业设定符合控制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企业减排目标。设定这个目标有助于企业在5个方面提升在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竞争力：找准定位，开发新市场；推动创新；通过增效来降低成本；缓解监管风险；提高投资者信心。虽然科学碳目标的设定是一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实践，其定义也正在拓展进化，但现在已有很多适用于不同企业和行业的方法学可以选择。欢迎有兴趣的企业咨询科学碳目标倡议的合作机构，制定适宜的减排方案。 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目前在中国推行的路径：可再生能源采购目前在中国主要有多种方式：目前可行的有1) 可再生能源属性证书：绿证。2) 分布式光伏和风电：经济性较好，企业回报周期取决于当地的风光资源和上网电价等等。此外，正在发展中的：直购电。尚不可行的：虚拟购电协议（VPPA）。 可再生能源经济效益：主要来自证书交易和售电收益两大方面。自愿绿证是补贴的来源之一，初衷是希望降低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企业在评估自己碳减排的手段时，一方面可以买一些绿证，通过一些绿证交易，通过自身的消费水平的下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考虑售电的直购，自己作为主体开发光伏和风电企业。2017年底明确了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的三种市场模式：1、自己卖；2、让电网帮你卖；3、直接全额上网。 配额制目标设定：可以按照各个省的可再生能源占比进行初步评估。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各个区域整个电力的配额指标；省级政府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现在配额更多作为于售电主体，参与电力市场的直接大用户和终端用户，终端用户如果参与电力市场也有配额的义务要求。 企业通过直购电方式购买的挑战：分省内和省间两个维度。省内首先需要政策支持，真正制定规则的是各地地方政府电力主管部门还有发改委、工信委或者经信委。省间面临的政策支持问题比省内的壁垒还要严重。目前只有山东省是放开了用户从省外购电的选择权。跨省购电要求百分之百的清洁电，但是因为可能购来的电里面只有部分比例的清洁电，所以这一点很难做到。

声明

近日，有人冒用保尔森基金会名义通过互联网站或其他途径宣传或推销投资产品“动宝世界（GoGoSport）”，此事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基金会的合法权益以及良好声誉。现严正声明：保尔森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不从事任何商业性活动。保尔森基金会及其北京代表处与此产品或相关的个人与机构无任何关系。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或机构应立即停止冒用我基金会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或推销，并应立即从各种媒体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站彻底删除相关侵权内容并消除影响。我基金会对于损害我会合法权益和声誉行为，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以及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保尔森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辽宁：老工业基地省份的沉重呼吸

2003年，中央政府发布了第一个振兴东北的国家级计划。同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持续至今。此外，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此外，国家发改委成立“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专门致力于东三省等地的振兴。2016年，中国政府又发布了一个振兴东北的计划，投资总额为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00亿美元）。 但尽管如此，东北地区尤其是辽宁的相对衰落仍在延续。2016年，辽宁省政府被发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数据上造假。数据修正后，辽宁经济的官方规模缩小20％以上。按照新的统计数据，辽宁目前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政府开始试图振兴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一比例为4.4％，比现在要高。另外两个东北省份也只是稍好一点。同一时期，这三个省份在国民经济中合计所占的比重从9.3％下降到了7％。中国政府15年来振兴这一地区的努力劳而无功，表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策略。 辽宁经济陷入停滞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常见的解释是辽宁省的老旧重工业过度集中，这是要点，但还不够充分。 辽宁本可以通过进一步私有化或其他所有制改革来处理国有企业问题，却因为地方政府多次干预经济，使这一问题加剧。因此，现在单靠国企改革也不足以振兴地方经济。 辽宁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当地的商业环境，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政府干预经济有实质性的制衡。如果地方政府不仅继续插手，而且还试图通过投资来振兴该地区，就会导致坏账增加和经济崩溃，使商业环境变得更糟糕。 关于如何振兴吉林经济的报告提出建议发展轻工业将“解决”吉林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并采取决定性措施改善投资环境，该报告提出的建议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东北经济停滞的问题。

莫争春：“洱海与大蒜可以兼得”

是时候重新思考中国石油需求了吗？

作者：马旸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许多观察家认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宣告结束。这个周期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能源密集型增长推动，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支撑了铁矿石、石油和铜等原料价格上涨。 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超级周期，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在2013年左右发生转折，开始长期下滑。这是遭受双重打击的结果：一是中国逐步停止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出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二是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转型如何展开将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前景。但至少，中国可能不会再如从前一般，强力推动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因此，近日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表达其相当乐观的态度，这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他们认为，根据“瓦里安法则”，中国会继续支撑石油需求和价格。 图1. 到2025年的中国石油需求预测 虽然天然气车和电动车仅占民用车总量的3％，但已呈现爆发式增长，远远高于汽车市场的整体增速。过去六年来，天然气车和电动车销量分别年均增长32％和139％。这样的增长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中国政府正试图对电动车行业实行某种程度的有序管控，甚至有可能削减生产补贴，这可能会提高消费者承担的价格。 尽管如此，中国主要城市中心能够快速普及电动车和天然气车的假设也有其合理性。清华大学最近对北京这个23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了案例研究，预计到2025年电动车可能占中国首都车辆保有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其他主要城市达到同样或更高的电动车普及率，中国石油需求状况就会与美联储经济学家的设想大相径庭。 除了汽车之外，中国在铁路客运系统中以电力取代柴油的步伐也很快。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2万公里，高铁网络将进一步延伸。到2016年底，高铁系统完成运送旅客14亿人次。采用电力驱动的高铁系统会如何改变消费者的出行偏好仍有待观察，但在考虑未来石油需求时不应忽视。 最后，中国政府对交通运输电气化的支持超越了纯经济效益的考虑。政策制定者不太愿意看到中国近65％的石油依赖进口。例如，在201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每天进口约900万桶原油，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即使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长比预期更为温和，进口依赖程度也将继续上升。 对“能源安全”的执着是中国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政治理据，目的是避免重蹈美国依赖石油的覆辙。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对交通运输业的模型分析和研究经常援引能源安全作为加大天然气车和电动车普及力度的理由。 总而言之，这些政治和行业方面的发展动态使得预测中国的石油需求更具有挑战性，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情况相比，更不明朗。随着中国开始艰难地从旧经济模式向某种新生经济模式转型，任何预测都将必须考虑到更大的不确定性。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7年10月

中国去杠杆的基础难以为继

作者：宋厚泽 遏制企业债务激增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仅债务积累速度明显放缓，而且据摩根大通估算，2017年第二季度债务存量与经济总量相比，规模未见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债务积累的速度已经放缓到可持续水平。 中国政府在控制债务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去杠杆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会导致经济放缓，而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未见的优秀表现。但中国去杠杆主要依靠政府举债和通货膨胀，这两个条件可能无法持续多久，目前取得的成绩恐怕也只是暂时的。 赤字开支 首先，中国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来支持经济增长。2016年，中央政府确定当年财政赤字目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比2015年的2.3％有所提高，增加约5000亿元人民币。但这部分增加的赤字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最近两年来，政府一直靠动用结转结余资金才能够让支出远超财政收入。 政府举债后资金没有用完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财政结转结余资金，这些资金可以在之后用于补充支出。2015年，政府动用了7000亿元人民币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到2016年又动用了70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财政赤字增幅。实际上，财政结转结余资金让中国政府可以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预算赤字。 政府部门的财政结转结余资金仅允许保留两年，之后必须交回上级部门，然后再重新分配到下一年的预算中。由于政府最近两年一直在动用结转结余资金，并没有积累结转资金，这意味着财政结转资金现在已所剩无几。当年动用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的有关数据直到下一年才会公布，即使有，结转结余资金也不太可能对2017年政府支出起到太大的作用。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支出2017年上半年就开始吃紧。截至8月底，政府预算赤字已经达到1万多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同期高出4000亿元人民币。而2014年至2015年期间，政府预算在8月底仍有盈余（见图1）。 财政支出提前 图1. 各季度累计财政盈余/赤字水平（单位：亿元人民币） 在此之前，生产者价格指数至少下降了两年，通货紧缩的结果加剧了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价格下跌压缩利润空间， 使企业可用于偿还贷款的资源更少，迫使其更多举债以度过难关。现在，通胀再度抬头缓解了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国有企业这个中国负债最多的群体。 通货膨胀大大降低了债务的实际成本。目前国有大型企业的借款利息约为5％，低于生产者价格指数升幅，减轻了偿债负担。因而过去12个月里，国有企业利润上升了20％以上，利润增加意味着企业的举债需求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积累速度已从2016年中的年率18％放缓到2017年的9％左右。由于国有企业在中国债务总额中占比高达40％以上，国有企业债务增长放缓一直是中国去杠杆背后的主要因素。 国有企业一直是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受益者，除了上述债务因素之外，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结果，而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国有企业主导的上游行业有直接影响。此外，国有企业可能因政府支出增加而受益匪浅，同时也受益于席卷全国的环境整治行动，不少造成污染的民营小工厂被关闭，从而减少了竞争并推动商品价格上涨。 然而，靠通货膨胀来解决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消费者价格指数多年来一直保持低位运行，但身居中国大城市的人们都抱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且不断上升。如果生产者价格上涨推动消费者价格攀升，那么目前通过通货膨胀控制债务的方式将不可持续。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正努力控制债务水平，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无论是提高预算赤字，还是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尽管过去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长远而言都不具有可持续性，甚至从短期来看也可能无法持续。

洱海与大蒜不可得兼？从洱海治理谈如何实现两山论

作者：莫争春 八月，大理的天气阳光明媚，天空清澈湛蓝，白云变幻万千。行驶在洱海环路上，苍山云遮雾绕，洱海一望无边，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对大理真是特别的眷顾。可惜的是，本应游人如织的苍山洱海却显得比往年冷清了不少。长期以来，洱海美景吸引了上千客栈与餐饮服务业环湖而建，不少客栈和餐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洱海，加上环湖农业大县的农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随着水土流失最终进入到洱海，对其水质和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洱海已经爆发过几次大面积蓝藻。今年4月，大理市政府发布通告，开始对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核心区的餐饮客栈服务业进行专项整治。要求整治范围内的所有餐饮和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直到环保核查通过。因此，本来是洱海的旅游旺季，却因客栈餐饮等服务业大量暂停营业而受到影响。 洱海的困境 洱海的困境由来已久。洱海属高原湖泊，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湖面约256平方公里，最大湖深20米。有近80万人饮用水来自洱海。洱海水质介于二类和三类之间，虽然远远好于劣五类的滇池，但长期以来，洱海流域内的宾馆、餐馆、洗车场等所有污水直接或间接排入洱海，很多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更为严重的是，流入洱海的主要河流由于沿线有大面积农田和畜禽养殖场，农业、化肥等面源污染和畜禽粪便污染较为集中，不少河流在流入洱海前就已经是IV类甚至V类水质。长期的污染负荷增加，使洱海水质已经处于由中营养向富营养过度阶段，一旦外部条件诱发，就很容易诱发大面积蓝藻。再不加快整治力度，洱海可能变为第二个滇池。 财政部PPP中心网站显示，从2015年起，大理正在准备和正在实施的洱海环境综合治理的大型PPP工程达到七个，总投资额接近130亿。这其中包括环湖截污、入湖河道综合治理、城镇及村落污水收集与处理工程、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虽然不少项目的政府付费周期达20年左右，两年内就启动130亿洱海环境整治工程，既说明大理州政府的治理决心之大，同时如此高投入对于2016财年收入仅150多亿的大理州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显然不小。 然而，即便投入力度这么大，地方官员对于最为头疼的农村面源污染仍然忧心忡忡，没有破题良策。前述PPP工程主要针对的是提升洱海本身水质与湿地生态修复、城市与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与处理，却没有解决最为关键、对洱海水质污染最重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也就是过量施用农药与化肥的老大难问题。不减少农村的农药与化肥施用，目前投资130亿的环境治理工程到底能否让洱海的水质达标，谁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一涉及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问题，不少决策者就举棋不定。中国农民多年的粗放式耕作习惯不可能通过政府惯常的采用大规模财政投入与工程建设手段就能一次性解决的。事实上，大理的这个难题也是全国性难题。近年来，全国各地投入到水环境综合治理的PPP项目规模达数万亿，但鲜有针对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绝大部分PPP水治理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工程项目，典型的包括：生活污水处理站与管网铺设、工业废水的收集与处理、河道清淤、湿地修复、水景观等。然后如果不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数万亿投资对于水质与水环境改善能有多大效果，尤其是能有多长持续效果，其实仍然是个问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建设污水处理厂及管网的PPP项目公司竟然担心一旦污染源减少，污水处理厂没有足够的污水量进行处理，按照PPP合同从当地政府收取的污水处置费就会大为减少。 致富蒜，污染源？ 根据2016年公开数据，云南省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最多的省份，共计73个，而洱海周边的各县恰恰就是国家级贫困县，包括洱源、剑川、漾濞、鹤庆、和弥渡等。这些县往往又是农业大县，拥有国家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如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同样是当地政府官员的重中之重。 奇妙的是，位于洱海上游的国家级贫困县洱源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种植独头蒜的风水宝地，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的独头蒜规模化种植县。这种剥开皮仅有一粒完整的大蒜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近几年，洱源种植独头蒜的农户每亩纯收入高达上万，种植大蒜的农田流转费也因此水涨船高，达5000-6000元一亩，远高于周边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农田流转费。洱源县也有望成为云南第一个摘掉贫困帽子的县。 蒜农目前的种植方式恰恰以多肥多水为特点，以提高大蒜产量，每亩大蒜的化肥施用量接近200公斤。其高氮、高磷成分是造成洱海富营养化的元凶，而高毒、高残留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言而喻。当地政府有可能考虑 “采取断然措施”，通过强制流转方式减少甚至取消洱源县的大蒜种植，这样才可以大幅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使洱海治理战确保成功。可是那些已经摆脱贫困的蒜农们，是否会因弃蒜而重归贫困呢？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历史上，日本兵库县丰冈市曾是一种叫做东方白鹳的野生白鹳栖息地，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大米产区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近代化社会，大米需求量不断上升，农民开始大量使用农药与化肥，以求迅速增加产量。田间及周边湿地的昆虫、青蛙开始急剧减少，白鹳的食物来源逐渐消失。同时，兵库县的土地大都遭受农药污染，水稻田也逐步消失。1971年，日本最后一只野生白鹳死亡，标志着这一物种在日本灭绝。痛定思痛，日本开始从国外引入东方白鹳，进行人工养殖。同时兵库县也意识到保护农村环境的重要性，开始严格限制农药与化肥施用，通过30年的努力，恢复了白鹳所能栖息的野生环境，稻田里重现小溪和河流，鱼虾在水塘与沼泽里畅游。 第一批白鹳于2005年在野外放生，两年后，第一只幼鹳就在野外出生了。逐渐的，当野生的白鹳成群结队重现稻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稻田里产出的稻米也变得美味可口了，其营养和口感都优于其它产区的稻米。虽然白鹳大米因不施化肥和农药而亩产量减少，但因为土壤有机质大量提升，生态稻米的价格远远高于普通大米，稻农的收入不减反增。于是这种大米被命名为白鹳大米。 “有白鹳的稻田种出的大米最好吃”成为日本稻农的理念。丰冈市通过修复环境，改变种植方式，放弃了以多施化肥提高粮食产量的生产理念，强调生态种植，以优质优价取胜。在重享绿水青山的同时，也收获了金山银山。 洱海与大蒜可以兼得！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强调“三增”：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如同工业一样，中国农业也急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虽然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连续12年增收，但是不少优质农产品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这恰如中国的钢产量虽然全球第一，特种钢材却严重依赖进口。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绿色生态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于食品安全尤为关注。中国农业必须改变以高产低质为特征的生产方式，通过转型生态农业，以优质优价为核心。这样既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也提高了环境效益，对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作用，同时还使农民增加收入。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要重视耕地质量，改变现有耕作方式，推广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科技创新。 对于大理，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当地特色主导经济作物却成为污染洱海的罪魁祸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再次使当地决策者面临似乎必须二选一的窘境。既然独头蒜是上天赐给洱源的独特农作物，能否采用生态种植方式，既维持洱源的特色农产品，又通过减少甚至杜绝农药和化肥的施用，从而消除大蒜种植对洱海造成的污染？更进一步，蒜农的收益能否在生态种植方式下不减反增呢？如果这三者能够实现，不正好是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完美诠释么？ 为了探索洱源流域大蒜生态种植方式，获得2017年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城市奖的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嘉博文）与洱源县农业局农技推广中心等机构合作，对洱海北部洱源县的主导经济作物大蒜耕作方式进行了调研。洱源作为洱海之源，是洱海三大主要入湖水系弥苴河、罗时河、永安江流经县域，也是洱海流域大蒜主要种植区域。当地农户为追求大蒜产量，长期过量投入化肥，全年每亩化肥用量接近200公斤，远高于全国平均值，更是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过量施用危及水安全而设定的每亩15公斤的上限。而且该县也是畜牧养殖大县，全县畜禽粪污年产生量约100万吨，近60%未得到安全还田利用，养殖污染物经雨水淋溶冲刷，随径流迁移、扩散、下渗，进入水体，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物来源之一。 调研组还对位于洱源县的洱海三大主要汇入流域弥苴河、罗时河、永安江周边的6万亩大蒜种植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均存在大蒜种植过程中化肥盲目过量施用，农田土壤富营养化严重，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粪尿施用加剧了土壤重金属和病虫卵安全隐患，土壤生态系统生物种群失衡等问题。另据报道，洱海北部农田每年氮磷流失量现象十分严重。弥苴河、罗时河、永安江三条河流已成为洱海污染最为严重的入湖支流，水质平均为IV类水质，且水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秋季10-12月至次年春季1-3月，水体总氮、总磷整体水平逐月递增，5-8月则整体逐月小幅降低或趋于平稳。这个季节变化与大蒜种植期非常吻合。这说明三条支流是典型的以农业面源污染为主的入湖流域。作为入湖水量占洱海年补水量60%、输入氮磷总量约占50%的三条水系流域，其水质恶化无疑直接影响洱海水质的变化。因此洱源县已成为洱海北部入湖河流污染控制与治理的重点区域。 洱源县的试验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思路和希望—生态农业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完全可以让绿水青山所孕育的农作物更加优质，使农民通过增收脱贫收获金山银山。

天然气如何帮助中国减少排放和实现能源行业转型

作者：侯安德   大卫·桑德罗 天然气在中国的能源领域地位不高，但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减少中国城市空气污染，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天然气产业发展的政策，因为天然气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很少，单位能源碳排放量仅为煤炭的一半。美国现在是世界领先的天然气生产国，这些政策可以为与美国开展新的合作创造机会。 天然气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天然气目前在中国的能源供应结构中占6％的比重，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过去十年来，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稳步上升，从2005年的470亿立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2000亿立方米。（每年10亿立方米大致相当于每天1亿立方英尺。）2017年上半年，天然气需求较上年同比增长15％。 与发电和居民用气主导天然气需求的美国有所不同，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分布于多个行业。其中，最大的是工业燃料和化工用气，分别占24％和22％。发电和居民用气只占需求的17％和19％，但增长速度较快。中国最大的综合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预测，到2030年，居民用气量可能翻一番，发电用气量将有可能达到现在的三倍。液化天然气也可以用于货运行业以替代污染严重的柴油。 2015年按照最终用气部门划分的中国天然气消费： 中国的天然气从何而来？ 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已从2005年的500亿立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1200多亿立方米。产量主要来自常规陆上资源，但中国政府正考虑开发海上常规天然气、井下抽放煤层气、地面开发煤层气和页岩气来提高产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预测，到2020年，常规天然气产量将提高至1700亿立方米，同时页岩气和煤层气产量将从2015年的40亿立方米上升到200亿立方米。 直到2010年，中国主要通过国内开采来满足天然气需求。然而，现在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而且呈现增长趋势。 2016年，中国通过进口满足的天然气需求占35％左右，到2020年可能会超过50％。在2016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中，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大致各占一半。中国现在通过管道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进口天然气。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扩大管道天然气进口，名为“西伯利亚力量”的俄罗斯对华输气管道可新增每年380亿立方米输气量，预计将于2019年开始运行（尽管由于复杂的价格谈判，从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在过去曾多次延期）。此外，两国还在讨论几条潜在的新输气管道线路。 虽然中国正努力提高国内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供应，同时新增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管道输送能力，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思亚能源咨询公司目前的市场预测显示，供应缺口将持续存在，可能由液化天然气进口来填补。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保持快速增长。去年，中国是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增幅最大的国家，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仅次于日本和韩国。中国沿海地区已建成了十几个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还有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正在建设之中。中国企业为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上游液化天然气产能发展提供了资金。2016年，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有46％来自澳大利亚。最近，美国也开始向中国供应少量液化天然气。 2000-2016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和生产情况，单位：十亿立方米 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和消费预计会增长多少？ 中国最近重申，到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10%左右，这是较早前“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区间上限；到2030年，力争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15%左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预测，到2030年，天然气消费量将上升到4400亿立方米，甚至有可能高达5200亿立方米，这将需要全面扩大中国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计划到2020年使国内天然气管道里程从2015年的6.4万公里（4万英里）扩大到10.4万公里（6.5万英里），将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提高近三倍，并使国内天然气产量从2015年的1350亿立方米增长到2070亿立方米。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什么样的天然气政策？ 政府努力使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非居民用气价格自2015年开始放开。2016年，中国还对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机制进行了改革，准许跨省输气管道获得8％的全投资收益率并努力提高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的透明度。2016年，新成立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正式投入运行，随后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也挂牌成立，促进了竞争。在 2017年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后，政府宣布进一步改革，向第三方开放管道设施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码头，这一措施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 中国政府还通过行政和市场化政策支持实际需求增长，特别是将采暖和工业用户从燃煤转为燃气。在有1亿多人口的京津冀地区，过去依靠低质煤炭采暖的广大半农村地区正转为使用天然气或电力采暖。在根据这项政策替换的采暖需求中，天然气将提供84％的燃料，电力采暖仅占16％。许多地区完成转换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冬季。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也为城乡采暖“煤改气”提供补助。 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美国那样的页岩革命？ 据估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资源。然而，尽管原先希望可以复制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经验，中国的页岩开发一直进展缓慢。中国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开发600-1000亿立方米页岩，但在2014年将这一目标降至仅300亿立方米。有专家认为，即使这样调降后的目标也不太可能实现。与美国的页岩矿藏不同，中国的页岩气资源主要位于深层褶皱地质构造中，通常坐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虽然中国曾吸收和利用国际油气服务公司的专业知识经验，但这些公司已经逐渐退出，有时候提出的原因是在复杂的产量分享安排下很难实现经济效益。保尔森基金会近期发布的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天然气价格和页岩气钻井成本，在民营企业无法获得矿产开发权的情况下，国有石油企业是唯一可能在开发中国的页岩资产中发挥作用的企业。 美国能否成为中国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称美国对华出口液化天然气“将改变游戏规则”，另一些人也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支持向中国输出低成本的美国天然气。近期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减少了从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向亚洲运送液化天然气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目前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有多个美国液化天然气港口正在建设之中。Cheniere是第一家开始从美国大陆大量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公司，自2016年7月将第一船液化天然气运往中国深圳以来，该公司现已向中国运送了至少10船液化天然气。不过，美国在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中的占比仍然很小。中国的大部分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约来自卡塔尔和澳大利亚，而已经交付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到目前为止都是现货交易。 中国政府制定了长远战略，通过长期合约和股权投资使天然气进口多元化并对上游天然气供应环节进行投资。增加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可以满足中国的多个政策目标。尽管供应稳定，但卡塔尔近期一直面临地缘政治不稳定局面。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资本成本很高，近来由于国内电力短缺，有人呼吁限制天然气出口。美国政府最近把液化天然气出口作为地缘政治战略来推动，并将长期液化天然气合约纳入了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的讨论议题。如果美国天然气价格以及船舶租赁费用、航运燃料成本和运河通行费用保持低位，美国液化天然气可能会对亚洲市场越来越有吸引力。 侯安德是保尔森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部副主任。大卫·桑德罗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曾在白宫、国务院和美国能源部担任高级职务。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前进之路

作者：亨利·保尔森 从表面上看，中美经济关系正处于当今这一时代最动荡的时期。中美两国对于接下来如何解决朝鲜问题所存在的分歧将会加剧这些紧张局面。2017年上半年特朗普政府扬言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新方式”，脱离以往的政策，实施新的惩罚性贸易措施，并考虑把互惠原则作为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美国政府对中国诸多指责并威胁采取多种惩罚措施，中国政府则表示要采取报复性对抗措施。 话虽如此，但我却越来越怀疑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真正的所谓新时代。不要忘了，即使特朗普没有当选，美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也是一直希望解决贸易和投资纠纷的问题，而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支持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强度的对抗策略来解决这些纠纷。事实上，美国对美中贸易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力，有时候采取巧妙的进攻也能取得成功。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考虑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起审查并无不妥。两国关系可以承受贸易方面的压力测试，不会影响全局。此外，华盛顿方面不应该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就望而却步。 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开始进行罕有的“301条款”调查，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第一步，其实是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美国是否应该调查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有损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这一指令还没有到真正指示采取贸易行动的地步。不过，这至少表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急需重置对中国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动用“301条款”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美国仅对中国发起过三次“301调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没有动用过“301条款”。历史表明，这一手段在爆发贸易冲突期间有其利好的一面。在不同情况下，这样的调查都促成了谈判，从而加强了合作，而不是引发贸易战。 时隔二十多年后，现在“301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知识产权保护。据估算，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被盗用蒙受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至少一半以上。此外，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盗用也更为容易。此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往往通过网络隐蔽地进行，或者由于中国要求外国企业必须转让技术方可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毫无疑问，有些中国企业从美国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中非法获利。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包括欧盟和全球其他贸易利益相关方）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进一步施压。 当然，单靠贸易行动并不能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免受侵害。特朗普政府需要将战略与其惩罚性措施相结合，鼓励中国政府重视和保护无论源自哪里的创新。这一战略面临的挑战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技术民族主义，即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并在技术开发和部署上与其他强国竞争。中国渴望创造尖端技术，而不仅仅是应用技术，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公平地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改善显著，值得称赞。中国创建了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架构，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改善了主要城市的局面。但是，由于现在知识产权盗取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中国各级政府还需要在执法上采取更多行动。 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注意改变中国国内的行政管理环境，而不再大举推进向外国企业开放。保尔森基金会经常会重新学习领会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中国应该“改革开放”的至理名言。在我们看来，“改革”和“开放”这两个主题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改革的确正在进行，但是却没有做到对外开放。 另一个挑战是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未能与时俱进，不能及时反映当今的全球市场现状，有效发挥其制度功能。虽然世贸组织仍然是贸易冲突诉讼的重要机构，但就制定二十一世纪的贸易规则而言，其工作是失败的。遗憾的是，世贸组织既不能帮助美国政府解决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冲突，也解决不了对美国企业不利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选择性执行。 美国现在应该考虑除“301条款”以外可选择的其他多种方案。当今中国显然更加强大、更自信，但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在本质上也更加深厚和稳固了。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因知识产权而引起的贸易口水战是否会导致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这不无可能。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都把这样的口水战作为进行谈判的机会，而不是进入贸易制裁措施和报复性反制措施的恶性循环，那么“新方式”可能会有很多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用惊慌失措。 亨利·保尔森是保尔森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