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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巴黎把重点放在防范气候风险上，而不是计算绿色就业机会

作者：成可黛 够了，不要再自责了。让我们来谈谈气候变化问题。毫无疑问，本周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周。我实际上并不在巴黎（我只是不能让我的家人再一次忍受我长时间不在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这次气候谈判。由于我长期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清洁能源交叉学科领域的工作，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各国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如何谈论有可能达成全球气候协议，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应该不会让读者感到意外。 差不多每一位参加巴黎峰会的全球领袖都在谈论应对气候变化将如何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或“低碳就业机会”或“清洁能源就业机会”。（花上一分钟用谷歌搜索“气候、巴黎、绿色、就业机会”这几个关键词，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这确实鼓舞人心，谁不希望创造大把新的清洁能源领域就业机会？但这同样没有抓住问题的要领。 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希望和需要全球承诺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原因在于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避免如果不大幅减少我们的碳排放而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决定推行低碳经济增长模式无疑会带来包括新的产业、新的创新和新的就业机会在内的经济效益，这些是很重要的附带效益，但不是走这条道路的主要原因。 不幸的是，政治时间表和趋向短期主义的总体趋势意味着许多拥护者还是把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作为追求更可持续的经济前景的主要原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完全相信这些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受“美国下一代气候行动组织”的委托，ICF咨询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很好地估算了减缓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就业机会，其中考虑了非常具体的“脱碳战略”并认为如果这些战略得到实施，美国经济到2030年可增加多达一百万个新就业机会，到2050年新增就业机会可达到两百万个。该报告远比大多数研究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估算了净增就业机会（其中考虑到了化石燃料行业丧失的就业机会），并未试图给“绿色就业机会”下定义，而是讨论了将会从低碳投资中获益的一般性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 但是，即使其研究方法非常可靠，ICF的报告想必还是会引发对此类研究通常会有的反应，即援引包含略有不同的就业机会预测的所有其他研究和报告，然后利用这些预测上的差异来抨击低碳经济转型可能实际上有利于劳动者和企业的整个论点。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就看到了这样一场有关绿色就业机会的争论。2012年，加州议会投票通过《39号提案》，封堵了企业税收漏洞并规定将一半的税收收入用于清洁能源项目。议会后来又规定将这些资金用于加州的公立学校系统。（充分信息披露：我是“39号提案公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日前，美联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该法案没有创造在宣传期间预测的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正如我在上一篇讲评文章中所述，这样的抨击有失公允， 原因有很多，不只是因为在项目开展初期就对其进行评估。不过，同样完全可以预见的是，这涉及到的争论是有关《39号提案》产生的资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创造的就业机会数量，而不是着眼于该法案真正要实现的目标，即降低加州学校的碳排放量和能源开支。 我不想全面讨论《39号提案》创造就业机会数量的预测与实际差异。不过，我要说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谈到“绿色就业机会”还是创造任何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任何一笔投资预计将会产生的就业机会数量都会因就业机会的计算方式而改变。是否属于“直接”就业机会，即投资项目将直接带来的特定工作机会，例如绿色学校建设项目的建筑业就业机会？或者是否既有直接就业机会，又有“间接”就业机会，比如包含施工现场进出的物料所涉及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或者是否包含一切就业机会，其中也包括那些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去附近的商店购买商品，可能会促使当地的“7-11”便利店增聘收银员以满足新的需求而创造的“衍生”就业机会？此外，是按照实际工作者数量还是“就业年数”（相当于一个为期一年的就业机会）来计算？或者是否按照全职等效人数来衡量，其中几个兼职人员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就业机会？ 在围绕《39号提案》进行的讨论期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中心的朋友卡罗尔·萨宾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指出，将清洁能源投资项目创造的间接和衍生就业机会考虑在内是无可非议的标准做法，已经被用在许多行业的就业影响研究中，包括化石燃料行业。举例来说，这正是为什么横加公司那些人预测的“拱心石超大输油管”项目就业机会要比很多环保组织预测的数量多出那么多。该公司把所有的间接和衍生就业机会都计算在内（而且还算上了就业年数，而不是人数）；他们的批评者则仅计算直接的固定员工人数。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通常会把清洁能源投资项目创造的所有间接和衍生就业机会都计算在内，而不是仅侧重于直接就业机会，这些行业的每一个直接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创造约2-3个新增就业机会。 事实上，大部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计算就业机会时都确实包括了直接、间接和衍生就业机会，其中有许多属于建筑行业，因此严格说起来是“临时”就业机会。即使是胡佛水坝终究也不过提供了约250个长期就业机会。然而，我们建设胡佛水坝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这（终于！）让我回到真正的重点上来。 我们需要转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我们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并迈上更可持续的未来之路，其原因不是因为这样做将会创造大把就业机会（尽管会实现这一点），而是因为现在我们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将导致未来经济不稳定和巨大的付出，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这条道路。新增就业机会属于美妙的协同效应，事实上如果我们使经济的某些部分摆脱化石燃料，许多现有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更健康、更安全。但是，我们推行良好气候政策的能力不应该在有冲突的就业机会预测之争中被破坏殆尽。 因此，我们不要让巴黎气候谈判以就业机会为主。这并不是说巴黎气候谈判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考虑如何使新清洁能源经济尽可能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提高生产力，促进各界的繁荣发展。但是，让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始终着眼于最终目标：打造低碳、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前景。

中国是巴黎气候谈判的重要因素——原因何在？

 作者：亨利·保尔森 全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人士现在都把目光投向了巴黎。下周，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这里积极协商多方外交协议，尽量使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免遭最严峻的气候变化恶果。不过，谈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和美国。身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中美两国如果能够携手合作，确定减排目标并坚决落实，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就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对此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年前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随后在向巴黎气候谈判提交的文件中做出正式承诺），美国则承诺，到2025年碳排放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至多28％。这项声明表示，两国都认为可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携手合作。中国最近承诺推出全国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目标之宏伟甚至超过了美国。 根据我在中国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是认真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减少碳排放关系到中国更大范围的根本转型，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旧有的依赖国家投入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失去发展动力。所以，中国领导人正推动国家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显然会降低碳强度。在格兰瑟姆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最新发布的《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调整、改善增长和碳排放达峰》报告中，环境经济学家弗格斯·格林（Fergus Green）和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从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状况来看，中国能源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和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最早在2025年达到峰值，从而让“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成为可能。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外，中国还承诺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从目前的9%1）上升到至少20%，化解空气质量危机并摆脱对重工业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总而言之，这些承诺表明，中国的目标是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都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从倡导电力行业定价和政策改革，到与实地推动切实改变的市级领导合作，保尔森基金会正在中国多层面努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未来五年内，中国城镇化大潮将促使约1亿人口迁入城市。各城市的领导们正身处一线，贯彻新经济政策，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城镇化。 因此，当各国领导人在巴黎专心致志进行国家层面的谈判时，保尔森基金会也将邀请中国市级领导，参加巴黎市和彭博基金会（Bloomberg Foundation）共同主持的“城市领袖气候峰会”（Climate Summit for Local Leaders），重点讨论中国的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举例来说，建筑物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的40%，而全球大约50%的在建建筑都在中国，所以中国如果推出降低建筑能耗的政策，将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在中国转向低碳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从就业结构调整规划，到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再到说服既得利益者摆脱低效高耗能行业等，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实践承诺的关键将在于，是否愿意提供与国际气候界合作所需的必要数据和透明度，从而体现中国领导人的认真态度。 毫无疑问，中国并不是因为巴黎气候谈判，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污染的。中国推动经济转型是因为旧有的模式不再起作用，而且公众强烈要求治理环境污染。不过，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还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可以向其他国家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真态度。 亨利·保尔森是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霍尼韦尔总裁：中国可推动世界再思考城市

“海岸危机”

中国的电力交易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潜在）巨大推动作用

上周四，作为放开目前由政府制定的电力价格的举措之一，中国宣布将组建两个区域电力交易中心。尽管很多细节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哪类电力用户或发电企业将参与交易，这样的交易机构将使电力用户能够按照竞争性价格向发电企业购买电力。 那么，为什么这对可再生能源领域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为了更广泛地使用中国目前已经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并更有效地经营中国数量庞大的燃煤电厂，电力行业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保尔森基金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电力行业结构通常使燃煤电厂享有比可再生能源更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体制准予燃煤电厂固定的运行小时数以收回其资本支出。 这样一来，虽然中国生产的太阳能和风能不断创下纪录，但是此类电力有相当大的比例被电网企业给剥夺了，也就是说被白白浪费了：2015年前六个月期间，全国有15％的风能就这样被浪费了。即使是存在严重污染问题的省份，如北京周边的河北省，也浪费了差不多10％的风能。 中国的市场化电力行业改革将有助于解决这种限产问题，给予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更大的经济刺激来使用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煤炭。这样做会提高电力体制的整体效率，对解决中国的空气质量问题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电力交易机构可以在这项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电力价格更具有竞争性并为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电力交易机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美国的一些地区实行日前竞价交易以及每小时确定一次电力价格的按小时批发交易电力市场，从而优先考虑运营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在这样的市场中，相较于煤炭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风能、太阳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几乎总是更实惠（甚至免费）的选择。这是因为虽然可再生能源的安装成本可能较高，但一旦建成后其运营成本基本上为零。谁也不需要为太阳光照或吹来的风付费。 （除了按小时定价的市场之外，）电力交易机构还可以成为与可再生能源供应商建立长期合同的机制。例如，在2015年3月中国国务院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件）中，中国政府考虑了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如大型工业用户）之间直接进行电力交易的可能性，同时认识到这样的交易必须精心设计，防止出现会令小用户处于不利地位的双轨制。 作为占中国用电负荷约20％的国有电力企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迹象令人鼓舞，表明改革可以产生作用：该电网企业多年来一直实行燃煤发电节能调度并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无论是在推动清洁能源发展，还是在激励燃煤电厂提高效率上都取得了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贵州和广东两省正率先推行电力市场。 中国的电力行业所需要的是渐进式的根本性改革。逐步改变围绕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收入的激励措施对于治理这个行业的排放并改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显示，尽管实行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而且迫切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今年东北地区仍在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如果加以有效设计和实施，新的电力交易机构可能成为朝着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城镇化和环保合作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作者 魏蕾 目前，中美关系仍然因为从网络安全和南海争端到货币贬值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而裹足不前。但是，地方层面的积极接触，特别是在环保合作上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习近平主席最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亮点之一，而且日益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亮点。最突出的是习主席访美前夕在洛杉矶召开的“中美气候领导峰会”上达成的承诺。中美多个省、州、市领导人宣布，他们将共同努力使碳排放量每年减少12亿吨，这相当于巴西和日本的全年排放量。此外，中国代表团宣布将共同发起成立“率先达峰城市联盟”，致力于比2030年的国家目标更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习主席此次访美期间组织安排的三项地方级活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首要经济和环境任务上：减缓气候变化和采用清洁技术、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这些问题中，环保方面的合作似乎成了主要议题。 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焦点，两者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历史性的城镇化规划，这将使超过一亿农村居民在2020年前迁入城市，其规模相当于每年迁移四个人口最稠密的美国城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被定性为21世纪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目的是使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向需求驱动型增长模式。 这种规模的经济增长将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中国的市级领导直接处于与污染作斗争的第一线。政府已经把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现在取决于是否实现环保目标，而不仅仅是经济目标。此外，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已成为中国各地城市社会不稳定的核心源头。 然而，即使有最良好的意愿，市级领导仍然面临落实环保举措的一些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找到资金来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的市级领导无法为此类举措而征税或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作为习主席访美成果之一，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倡议是成立“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该基金由保尔森基金会帮助推动并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成立，旨在提供资金以促进现有清洁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从而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工业生产效率并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官员缺乏专业知识经验，他们有时候对落实中央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不太积极。海外培训项目，即“市长对市长”的同行交流活动，具有变革性潜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中国正在持续开展反腐败运动并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推行厉行节约措施。在这种形势下，目前的气氛导致了此类培训项目大幅削减。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配合下，为中国的市长和政府骨干举办一年一度的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这个在中美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已经分别为来自北京、广东及浙江的代表团举办过培训，每年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举例来说，北京代表团团长、北京东部农业区县平谷区的区委书记就从沿着密歇根湖岸边骑自行车的经历中得到了启示，为了建设自行车道和绿地空间而修改了平谷区一条主要沿河公路的规划方案。浙江省义乌市委书记打算与代表团访问过的美国城市波特兰市开展合作，以波特兰市著名的珍珠区为蓝本，在义乌打造适宜步行的街区。 推动此类“市长对市长”的同行交流活动也有助于为美国的清洁技术公司赢得机会。中国将在城镇化规划上投入6.8万亿美元，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根据“十三五”规划推出其最宏大的一个环保规划。清洁技术领域的商机据估计价值1万亿美元左右。美国的市长们可以而且应该配合国内企业做好准备，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波特兰市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该市发起了一项名为“我们打造绿色城市”的倡议，其中包含波特兰市的所有清洁技术公司。波特兰市不仅提供其有关如何推行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的专业知识经验，而且还使其企业在中选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彭博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城市”活动上表示，“如果我们改变给我们的城市提供动力的方式，我们就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具有环保意识的方式实施其城镇化规划符合全球利益。由于中美关系在最高层面上进展有限，地方领导人必须当仁不让，推动在这一重要双边问题上取得进展。 魏蕾是劳雷尔战略咨询公司（Laurel Strategies）的高级顾问，曾担任保尔森基金会熟悉可持续发展官。这篇文章的长篇版本刊载于十万强基金会的2015年专题报告。

城镇化和环保合作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作者：魏蕾 目前，中美关系仍然因为从网络安全和南海争端到货币贬值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而裹足不前。但是，地方层面的积极接触，特别是在环保合作上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习近平主席最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亮点之一，而且日益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亮点。最突出的是习主席访美前夕在洛杉矶召开的“中美气候领导峰会”上达成的承诺。中美多个省、州、市领导人宣布，他们将共同努力使碳排放量每年减少12亿吨，这相当于巴西和日本的全年排放量。此外，中国代表团宣布将共同发起成立“率先达峰城市联盟”，致力于比2030年的国家目标更早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习主席此次访美期间组织安排的三项地方级活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首要经济和环境任务上：减缓气候变化和采用清洁技术、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这些问题中，环保方面的合作似乎成了主要议题。 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焦点，两者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历史性的城镇化规划，这将使超过一亿农村居民在2020年前迁入城市，其规模相当于每年迁移四个人口最稠密的美国城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被定性为21世纪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目的是使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向需求驱动型增长模式。 这种规模的经济增长将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中国的市级领导直接处于与污染作斗争的第一线。政府已经把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现在取决于是否实现环保目标，而不仅仅是经济目标。此外，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已成为中国各地城市社会不稳定的核心源头。 然而，即使有最良好的意愿，市级领导仍然面临落实环保举措的一些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找到资金来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的市级领导无法为此类举措而征税或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作为习主席访美成果之一，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倡议是成立“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该基金由保尔森基金会帮助推动并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成立，旨在提供资金以促进现有清洁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从而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工业生产效率并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官员缺乏专业知识经验，他们有时候对落实中央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不太积极。海外培训项目，即“市长对市长”的同行交流活动，具有变革性潜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中国正在持续开展反腐败运动并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推行厉行节约措施。在这种形势下，目前的气氛导致了此类培训项目大幅削减。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配合下，为中国的市长和政府骨干举办一年一度的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这个在中美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已经分别为来自北京、广东及浙江的代表团举办过培训，每年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举例来说，北京代表团团长、北京东部农业区县平谷区的区委书记就从沿着密歇根湖岸边骑自行车的经历中得到了启示，为了建设自行车道和绿地空间而修改了平谷区一条主要沿河公路的规划方案。浙江省义乌市委书记打算与代表团访问过的美国城市波特兰市开展合作，以波特兰市著名的珍珠区为蓝本，在义乌打造适宜步行的街区。 推动此类“市长对市长”的同行交流活动也有助于为美国的清洁技术公司赢得机会。中国将在城镇化规划上投入6.8万亿美元，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根据“十三五”规划推出其最宏大的一个环保规划。清洁技术领域的商机据估计价值1万亿美元左右。美国的市长们可以而且应该配合国内企业做好准备，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波特兰市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该市发起了一项名为“我们打造绿色城市”的倡议，其中包含波特兰市的所有清洁技术公司。波特兰市不仅提供其有关如何推行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的专业知识经验，而且还使其企业在中选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彭博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城市”活动上表示，“如果我们改变给我们的城市提供动力的方式，我们就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具有环保意识的方式实施其城镇化规划符合全球利益。由于中美关系在最高层面上进展有限，地方领导人必须当仁不让，推动在这一重要双边问题上取得进展。 魏蕾是劳雷尔战略咨询公司（Laurel Strategies）的高级顾问，曾担任保尔森基金会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这篇文章的长篇版本刊载于“十万强基金会”的2015年专题报告。

五点须知：关于中国的流动人口

几十年前，中国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贫困的农村人口，他们进城来只是为了打工，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去娶妻生子过生活。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流动人口在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方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化。在《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的非户籍人口》这份报告中，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认为，中国需要反思对待这部分二等公民的处理方式，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为其提供服务并使其融入体制。他的结论是： 1.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流动人口现在已经达到2.74亿人，其构成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他们当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已达到19.3%。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占了三分之二，流动人口基本上以80后为主体，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更加多样化。 2. 流动人口中的收入分化现象明显，收入最高与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差距达到3.8倍以上。外来务工人员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此外，政府调控对他们收入的影响作用大幅度降低：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现在更加取决于人力资源状况和社会关系。 3. “流动人口”不再具有“流动性”，换句话说，大量人口已经永久定居下来，应当重新定义为“非户籍”人口。这个新词要突出反映的是：“非户籍人口”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在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地方政府和政策，而不是他们本身。 4. 新的居住证制度存在不足。现有制度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可办理临时居住证（而不是获得永久“户口”）并享有某些公共服务，这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因此容易出现地区性的差异和差距。现有制度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方便外来人口获得户籍上仍然模糊不清。 5. 要克服地方利益的障碍，未来户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应当基于居住地，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而且政府自身应多关注如何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试图对其加以管控。此外，政府的工作重心应转向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平等待遇，为其提供更大的教育和就业培训机会。

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在京成立

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的非户籍人口

所谓“非户籍人口”,目前 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流动 人口”,是指在一个地方就业和居住,但不具有本地户籍的 人。目前在中国大约有2.53亿非户籍 人口。1 中国的非户籍人口是改革开 放以后的产物。改革开放前,每个 中国人都被固定在户籍所在地,没 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从20世纪80年 代中期开始,政府允许农村人在不 转移户口的情况下,自带口粮进入 城市务工,2 由此拉开了长达30年的 人口流动和非户籍人口现象。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最初的流动人口大多数都是农村人,他们从家乡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群体与“流动人口”群体有很大部分的重合,但也有些农民工并不是流动人口(如在其家乡就地转为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并且有一部分流动人口也不是农民工(如在家乡具有城市户籍,但在家乡之外的另一个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的,现在一般称为“流动白领”)。 经过30年的发展,当年的“流动 人口”在当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首先,“流动人口”中年轻人 占的比例相当大。根据笔者2013 年组织的在七大城市中对“流动人口”的调查,4 目前的“流动人口” 基本上是以80后为主体的,35岁 以下的年轻人已占了三分之二。其 次,这些“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 已大大提高。根据七大城市调查,他们当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 已达到19.3%,远远高于同期全国 15-59岁人口中大学本科以上者的比 例(5%)。即使在农村户籍“流动 人口”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比这种收入分化情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明从市场的角度看他们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二是说明政府规制对他们收入的影响作用大幅度降低,而他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市场意识的作用在增强。 [contentblock id=34 img=gcb.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