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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努力遏制森林砍伐中国大豆进口商力挺支持”

必读资料：黄超妮解读中国的绿色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颁布了有关发行绿色债券的正式规定，旨在支持可持续解决方案融资，促进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 绿色金融将成为中国治污减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曾表示，为了克服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2015年到2020年间将需要2万亿元人民币（3300亿美元）资金，而政府能够负担的部分不超过15％。其余的资金必须来自于民营经济部门。 在“中外对话”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金融专家黄超妮简要讨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资格标准上的一些不同之处。中国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与国际标准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包含了煤炭的高效清洁化利用。作者指出，上述指引中的定期信息披露要求应该可以提高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要确保绿色证券所资助的项目实现其环境和社会收益，完整性和透明度是基本要求”，作者写道，“与经常包含自愿报告机制的发达市场不同，中国债券发行者们还有待制定健全的措施来显示资金一定会流入那些合规适用的绿色项目” 。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列出了符合条件的六大类项目：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以及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 黄超妮认为，中国有望成为规模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新规定之后不久，兴业银行就根据《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发行了国内首单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约4.016亿美元，获得2.5倍超额认购。 保尔森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宣布成立的“中美建筑节能基金”， 其目的是缩小清洁技术的前期成本与长期回报之间的定价缺口。

混合所有制改革无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 过去三十年令这个国家受 益匪浅的增长模式—依赖出口导向型工业和国家驱动投资的 经济模式—似乎后劲不足。事实 上,近几年中国的GDP增速已经降到 了7%左右;这个数字仍然让大多数 其他国家羡慕,但对于中国却属于 相对较低的水平。人们对这个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还有其他一些担忧:制造业下滑、房地产价格下跌、劳 动力成本上升、股 票市场动荡以及人 民币贬值。总而言之,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基本面的结构性变化。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随着重塑中国经济的紧迫性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聚焦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行。经济改革已经显著减少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但是这些企业仍然占据着相当大比重的资产和就业,并且主导着许多关键行业,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和银行业。 自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 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已成为 习近平麾下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议程 上的中心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国 企改革详情仍然在逐步出台,但其 内容似乎是围绕着国有企业的公司 化、精简国企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国企资产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有效配置。这些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重复过去的改革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些目标显示了中国国企改革战略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然而在中国新出台的国企改革战略中,有一个方面引起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也就是“所有制改革”。确切地说,现有改革计划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把更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转变为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国家和私人股东共同持有股权的企业。 三中全会首次将 混合所有制作为 目前这轮国企改 革的一个主要目 标。在三中全 会之后,2014年7月,负责监管中国央企的部门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选出了 六家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项目 试点。有报道称,中国的经济规 划部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改 委)正在拟定一项计划,计划于2020...

中国如何在气候问题上成为新的负责任参与者

在上周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中，有一个几乎举世公认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对达成最终协议起到了核心作用。中国在此次气候峰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是否终于成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就像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曾经公开呼吁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疑正展现出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尤其在涉及到反映中国本国利益的问题上。而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肯定符合中国的利益。 大多数评论家都一直非常关注中美两国过去两年来为达成气候变化协议而开展的工作，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举例来说，中美两国在2014年11月发表了历史性的联合声明，承诺致力于达成全球气候协议并提出了各自的目标，比如中国就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最近，在习主席访美期间，两国重申了为巴黎气候峰会设定的目标，同时高度评价相互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和中国提出的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及交易体系。 来参加巴黎气候谈判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身上，希望今年不会重蹈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的覆辙，当时中国努力阻挠设定具体的大幅减排目标或全球排放量将有可能达到峰值的任何期限。巴黎气候谈判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次，中国实际上促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最终协议，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中国和美国在巩固框架协议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框架实际上确认了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规范了各国将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程序。已经有很多充满智慧的文章讨论了巴黎气候谈判的成果，其中包括这篇和这篇；还有这篇“中参馆”网站上的文章也包含了专家们对中国在此次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大家都强调的关键一点是，该协议首次提出了每五年一次进行强制性审查的程序，让各国有一个时间表来提供、更新和实际验证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这是一种进步，不仅在于提供了必要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将使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付诸实际；而且还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即尽管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但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将因地制宜，以切合当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 就中国而言，习主席明白他的国家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增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正试图调整其经济、环境及气候政策，使之摆脱对重污染行业的依赖，转向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国在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事实上投资力度比美国和欧盟加在一起还要大。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中国现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目前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国内引人瞩目的可再生能源增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下降了50％。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水电增长了一倍，风电增长了60%，太阳能光伏发电增长了280%。仅在2009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就推动全球价格下降了50%以上。而就在本周，中国国务院核准了一批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中国有意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继续推进这一经济转型。 中国已经在国内和国际上做出的承诺，以及公众对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规划期间执行积极环保计划的期望，都明确表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像中国谈判代表在巴黎成功展示的那样，中国的确有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这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应当予以支持，而中国则可能最终成为全世界应对气候问题的真正领导者之一。 成可黛是保尔森基金会负责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城镇化项目的副主席。戴青丽是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

延缓改革得不偿失

作者：宋厚泽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行两年了。这两年间政府出台了不少新文件和举措。但具体到经济表现上，虽然有各种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不断下滑。同时，快速增长的银行坏账和近几个季度的资本外流显示金融系统内的风险因素也在增加。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中国过去两年采取的改革策略有关。总的来说，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改革，着重新兴产业发展却并没有积极解决传统行业的问题。 考虑到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或许有人认为现在评估改革进程为时过早。但很多重要领域，如国企改革，相关的文件已经公布。对于未来两三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基本可以有个估计。同时，由于过去几年没有积极解决亏损企业和产能过剩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比几年前有明显恶化。即使马上着手解决，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改善。因此，实体经济改革落后于金融改革的局面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 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对于稳定的担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快速推进实体经济改革。但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改革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实体经济改革缓慢会降低金融改革带来的效率改善，还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实体经济改革慢，不但无助于降低改革成本，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实体改革进展慢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市场对经济的信心不断下滑。这必然导致国内的企业和个人为寻求更高的回报而选择投资高风险资产，或者投资海外。 同时，在经济增长和通胀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为了刺激经济需要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因为无风险/低风险资产的回报率与基准利率基本一致，降息会加剧上述的投资高风险资产的动机。目前已经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低利率会促进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 此外，中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普遍还存在问题。虽然最近十几年来的金融机构改革带来了很明显的改善，但大而不倒-政府会为金融机构的坏账买单-似乎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当金融企业可以负赢不负亏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不但不会明显改善金融机构的经营，反而很可能适得其反。在放松监管的环境中，内部治理不完善的金融机构反而会为了短期利益而进一步追求高风险。前几年风生水起的影子银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影子银行刚出来时，普遍都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认为影子银行有助于促进银行系统内的竞争，并改善资金分配。但是随后的发展证明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基于监管套利，同时资金也大量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因此不得不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并用传统的贷款来取代。 在实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资本账户开放不可避免的带来资本外流，而这将进一步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到目前为止，官方一直强调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但市场似乎并不认同。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资本外流就是这种分歧的表现。假使现在政府愿意由市场来决定汇率，由于官方和市场的分歧太大持续太久，汇率调整的过程恐怕也不会顺利。 官方一直在强调当下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解决的出路是产业升级。这个说法可说对也不对。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确实产业结构不断向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强调产业升级而不积极解决实体经济问题的做法有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远小于传统行业。因此指望新兴产业的增长来带动传统行业走出困境是不现实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传统行业。比如债务问题，最新的数据显示全部非金融国企的债务已经达到78万亿，相当于全国GDP的2倍。同时其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长。如果不采取措施，不要说改善，即使不继续恶化都很难。 政府对稳定和大规模失业的担心不是无来由的。但我们同时需要看到延缓改革的成本同样很高。在整体经济下行的状况下，如果放手不管，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即使为了维护稳定，通过维持亏损企业运转来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个完全不合算的事情。职工的工资只占企业运营费用的一小部分。完全可以把亏损企业关掉，同时只用一部分维持亏损企业运转的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和培训再就业。总之，过去几年改革的主要教训就是暂缓改革于事无补，只会加剧问题。

中国的市级领导可以如何带头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戴青丽 本周，北京发布极度污染“红色预警”，浓厚的有毒雾霾笼罩北京的可怕景象至少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不过，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正致力于解决其空气污染危机，并实现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中国正在进行以服务主导型低碳经济模式为目标的重大经济转型。 为了实现更清洁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城市将必须起到带头作用。根据彭博慈善基金会委托进行的研究项目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的城市能源相关碳排放在全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占58％。好消息是，中国的市级领导正受命实施更可持续的新经济政策并降低碳排放量。 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绝好机会可能在于改善建筑施工，特别是在中国的城市中。全世界约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于建筑物，同时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半左右的在建建筑在中国拔地而起。为了帮助完善建筑政策，保尔森基金会发布了有关提高建筑标准的研究报告，以及美国、英国和印度的有关项目如何处理可持续住房问题的案例研究报告。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在面对经济放缓的严峻形势时仍然坚持其低碳发展规划，这当然让市级领导感到压力重大。毫无疑问，即使在与污染作斗争并努力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他们还是会承担着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任务。两者之间不必非得有所取舍不可。保尔森基金会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提高能效和完善规划可以帮助中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显然，市级领导是执行者，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中国的市级领导也不例外。如果他们在为当地经济规划和项目确定方向的时候具备相关知识和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能够有助于保证中国将实现其低碳目标，从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良好的地球环境。  

李克强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

“城市领袖气候峰会设“中国城市专场””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5年12月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如何与中国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