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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筑节能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将出炉”

成可黛: ““后巴黎时代”的工业转型之路”

“中美合作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功经验

4月22日，美国、中国，以及全世界许多国家携手，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第一份几乎每个国家都承诺自主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这些承诺？ 方案之一是推广清洁能源。保尔森基金会即将发布报告，探讨中国的京津冀地区可以率先开展政策试点，提高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该报告还会提供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两个地方都采取措施，使限电率大幅下降至1.16％的水平。保尔森基金会的侯安德最近采访了德国能源署总裁安德烈亚斯·库尔曼，请他谈谈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功经验。虽然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但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要高得多，有时候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高达66%而且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也高得多，极少发生可再生能源发电限电情况。 张家口将与北京共同主办2020年冬奥会，目前正规划建设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高达50吉瓦，几乎与整个德国当前的水平不相上下。德国在不易调度可再生能源并网项目上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普及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张家口可以从贵国的经验中学些什么？ 我在三月份去过张家口，据我了解，该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实现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中国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正努力推动全球电网联网，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区域配电网联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我认为，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全国输电网和区域配电网。在德国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迅速扩大配电系统。在现有配电网发达的地区，新投资压力较小，通过采用最新技术，条件良好的配电网还可以改造成智能配电网，扩大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规模，也免除了一些高昂的输电项目投资。德国的目标是实现智能、灵活的电网管理，来消纳不易调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此外，德国计划在未来10年里大力投资输配电网建设，旨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规模。根据最新估算，输电和配电投资加起来合计超过452亿美元（2930亿元人民币）。 电网规划者应如何考虑每台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所需要的新输电线路数量？在中国，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能力较弱，导致弃风限电率高达15%左右。在德国，较合理的弃电率是多少？ 电网扩容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本上应同步进行，不一定必须消纳所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我们的研究表明，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会导致电力用户负担过重。因此，目前的立法草案对系统运营商的电网扩容义务做出了限制，在进行电网规划的时候，原则上可以接受年均3%的可再生能源弃电率。可再生能源发电将仍然享有优先调度等级，弃电量按照95%在现有配电网发达的地区，可能不太需要扩大输电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配电网进行升级，可以通过新技术改造成智能配电网。这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大有帮助。 保尔森基金会曾发布报告，讨论提高数据透明度对加快清洁能源技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建筑能效公示和碳排放交易数据。中国已经开始进行电力行业改革，您能否谈谈电力数据透明度的重要性？ 在德国和欧洲，有“欧洲输电运营商网络”（ENTSO-E）等各种信息披露平台，会在网上发布电力需求预测，以及实际的电网负荷和发电量数据。欧洲能源交易所则每天发布电力价格和交易量信息。免费发布此类信息会让能源市场更加透明，从而确保市场有效运行。为期20年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保障合同将于2020年开始陆续到期。届时，这类公开信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来说会更为重要，无论是小型的屋顶太阳能发电设施，还是风能和太阳能电厂等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来说，都一样重要。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掀开新篇章

作者：侯安德 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中国传来了好消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625号）， 首次要求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限发电量（即未充分利用的发电量）进行补偿。这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也是2015年保尔森基金会与睿博能源智库合作撰写的电力行业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之一。这项政策要求燃煤电厂承担对风电或太阳能发电企业的限发电量补偿费用，为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增添了明确的经济激励措施，加强了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早期政策。这种变化也将有助于确保中国落实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根据排放水平确定电力调度优先级，实现“绿色调度”。 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一直努力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遵循的总体原则是让市场力量在国家能源和环境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正努力确定如何改造电网，更好地消纳更多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习近平主席已经要求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在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道路上，限制可再生能源发电一直是一大障碍。中国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但限电率也是最高的：201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限电率分别高达15％和12％。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大原因是：即使有低成本的风能或太阳能可用，相关经济激励政策目前仍然有利于使用燃煤发电。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数据：想想看，仅2015年中国浪费的风能和太阳能就可以为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供电几个月。从2011年至2015年，限电造成的电费损失累计超过500亿元人民币（77亿美元），这种经济浪费本可以用于增加清洁能源投资。 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确存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复杂性，而单靠一项新政策也不大可能解决限电问题。过去要求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由于存在既得利益者和带有倾向性的传统激励制度，可再生能源并入传统电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保尔森基金会即将发布有关京津冀地区这个重工业中心如何实现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的报告，探讨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德国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方面的成功经验，这可能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625号文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纠正阻碍中国电网运营企业接纳可再生能源的扭曲激励机制。这不仅有益于中国，也将惠及整个世界：每浪费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力意味着向大气中多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再直截了当不过了。

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局限性

作者：宋厚泽 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很多人希望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起到调结构，稳增长的作用，并增加各界对经济增长的信心。财政政策同时也是近期公布的“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仔细分析中国现有的经济困难和积极财政的具体内容后会发现，在最好的情况下，积极财政也恐怕只能带来有限的正面作用。同时，财政赤字的增加对政府债务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积极财政的规模受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制约。因为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小于赤字的增速，因此积极财政的刺激效果要打个折扣。去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增速。由于财政收入和工业增长的相关度很高，在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速恐怕都不会乐观。财政收入的问题在地方一级尤其严重。多年以来，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卖地收入。这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地只会越卖越少，靠卖地补充财政收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其次，经济下行也制约了卖地收入的增长，在很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卖地收入下降。一直以来都有提高国企分红来补充财政收入的建议。但迄今为止，国企分红金额不大，而且主要被用来补贴困难国企。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不是免费午餐。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对应政府债务的增加。历史上来看，过高的政府债务经常会带来经济危机。以往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拉美七八十年代，近期的欧洲债务危机）的例子表明，大规模赤字支出。即使是投在民生项目上，最后的结果也是普通老百姓吃亏。当政府债务达到了激发通胀或资本外逃的时候，往往普通百姓损失最大。另外，增加赤字支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低于潜在产出，但中国当前的情况似乎并不符合这一条件。 第三，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很多设计有缺陷，进一步降低了积极财政的作用。比如，普遍认为通过再培训，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可以在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再就业，而这也可以加速经济的转型。政府最新的预算中也确实安排了很大一笔钱用于支持下岗工人的再培训再就业。但是，工人再培训再就业的前提条件是新兴行业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吸收失业人员。但政府这几年来的政策重心一直放在传统行业解困上，而资源向传统行业倾斜必然意味着新兴产业的增长受到约束。这必然降低了新兴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因此，过去两年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就业分指数在大部分月份中都低于50，处于衰退区域。这意味着服务业并不能提供多少新的就业岗位。在没有新就业岗位的情况下，投资就业再培训能带来多大效果呢？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部分，降低企业社保缴费也存在着设计问题。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帮助企业减轻财务负担。但是在市场竞争下，企业税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都会最终转移为减价，尤其是在当今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因此，这个政策对企业的帮助恐怕很有限。同时，为了社保基金的稳定，企业少缴的部分需要从其他的途径补上。如果最终需政府补上，这就相当于增加政府债务。 第四，对于很多问题，财政政策不见得是最优的。比如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减少政府强制征地，放松农地入市管制，把本来应该给农民的钱还给农民。总而言之，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是减轻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推进改革而只施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话，积极财政的作用恐怕会很有限，而且会同时带来政府债务增加等一系列负面问题。 [contentblock id=24 img=gcb.png]

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央财办共同召开“中美建筑节能基金圆桌会议”

昨日，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召开中美建筑节能基金圆桌会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国家能源局等部门领导出席会议，与中美两国的金融和工业领军企业共同讨论中美建筑节能基金的机制建设。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倡导成立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该基金旨在利用美国的技术，推动节能建筑的发展。现阶段，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央财办正在帮助推动中美建筑节能基金的启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表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和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都明确支持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现在需要行动起来加快落实。推动设立中美建筑节能基金，就是关键的具体步伐。”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资金充裕，需要合理投入到低碳行业，这样可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有完善的监管措施和合适的激励机制，私营部门就可以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真正可持续的未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四局局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整个证券期货行业非常支持绿色发展。除了通常的股票、债券等方面的融资支持以外，我们也在非常认真地考虑通过期货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来促进绿色发展。”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戴青丽表示，“绿色金融的发展蕴含巨大机遇，有助于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增长。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能帮助将美国的顶尖技术同中国的市场机遇结合起来，以务实的方式推动低碳增长。” 作为2016年的G20主席国，中国将绿色金融定为重点议题之一。当天的圆桌会议聚焦如何创建有效的融资工具，来支持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参会嘉宾探讨了中美建筑节能基金的具体机制、能投入应用的最佳绿色技术，以及正在考虑中的投资项目。 中美建筑节能基金旨在促成与加速美国技术与经验在中国市场的应用，从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中美跨境创新，并共同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为实现这些目标，这项基金将探索多种方法，以平衡绿色技术的高投入与长期回报之间的矛盾，为这二者架起桥梁。建筑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的占比超过30%，而中国的建筑规模全球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新建建筑面积将占全球的50%左右。推动中美建筑节能基金这个独特的跨境公私合作关系（PPP模式）的目的就在于，将美国顶尖的技术、专业技能和经验，同中国的创新、市场规模以及迅速商业化的能力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住建部总工程师陈宜明、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玉清、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马欣、河北省副省长姜德果、镇江市市长朱晓明、郑州市副市长张俊峰、绍兴市副市长钟洪江等出席本次圆桌会议并作了发言。 除共同发起中美建筑节能基金之外，保尔森基金会还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将在于9月召开的杭州G20领导人峰会之前，针对全球绿色金融机制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和英国央行联合主持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供小组参考及撰写综合报告，并提交G20 9月峰会。

重工业转型是促进低碳经济增长的利器

作者：成可黛 全球正式进入了能源转型期。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巴黎协定》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全球将迎来一个各国自主减少碳排放的新时代。这是各国第一次作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承诺，这种承诺即便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政治上也是有约束作用的。承诺的目标将纳入国际进程，每五年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 世界各国终于就气候问题达成协议值得庆贺。但也要知道，新时期仍然困难重重，我们开始逐渐了解实现这种经济转型的代价。焦点问题主要是： 煤炭作为首要电力能源的主体地位开始衰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在新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但在更可持续的新经济模式下，工业部门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明朗。有些环保人士把重工业看作发展的阻力，因为重工业占2010年全球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1%，如果加上工业用电产生的排放，比例将升至三分之一。但也正是这些行业，如钢铁、水泥、铝、铜及其他原材料行业，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的支柱。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是每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薪酬水平和生活质量都随之提高。如果没有水泥和钢铁，就无法建设城市，而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目前都在加快城市建设速度。更不能忽略的是，以可再生能源体系和绿色建筑为中心的大多数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用到这些材料。 钢铁用量是反映城镇化水平的良好指标。一个国家的人均钢铁用量越高，这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就越高。举例来说，美国有80%的城市人口，2008年人均钢铁用量约为14吨。这个数据多年基本持平，因为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但同样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钢铁用量仅为3.3吨，印度只有0.7吨。中国和印度的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50%和33%。未来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增长1亿。未来几十年，中印两国以及其他非洲和南美洲发展中国家对钢铁及其他基本建材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如果我们期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达到接近富裕国家的水平，同时还要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就必须将重工业解决方案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有多种形式：首先，各国应承诺关闭污染最严重、效率最低下的工厂。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中国承诺减少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首先应该采取行动关闭业绩最差的工厂，包括一些国有企业的工厂；还要包含完善的工人转型规划，减轻数百万下岗工人受到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全世界的所有钢铁厂和水泥厂都关掉，却还要维持现代经济的运转。因此，继续运营的工厂必须实现清洁生产并提高效率。例如，钢铁厂可以用电弧炉替代燃煤炉，逐步加大使用回收废钢，而不是冶炼新钢。新型低碳水泥可以逐步取代传统的水泥。每一项工业设施都可以不再使用以严重污染的方式生产的电力，转而利用熔炉和其他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来发电。即使在已经工业化且效率相当高的美国，据能源部估算，通过加快普及这类节能技术，到2025年，工业能耗可以在2012年的水平上再降低15%至32%。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城市建设中减少使用原材料和高污染工艺。新的“拼车”出行方式， 加上便捷、经济的公共交通，可以大大减少发展城市公路网的需要。新型风力涡轮机设计，例如谷歌Makani风电业务部门的做法，用发电风筝与软件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取代大量使用钢铁的传统涡轮机。随着这些新一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许能够跨越传统工业发展阶段，更有可能用少得多的原材料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 但是，所有这些解决方案的前提是：巴黎气候大会上做出的宏观层面承诺要在地方层面加以落实，这是因为规划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决策通常都是在地方一级制定的。这就需要政府大力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支持新的投融资体制，鼓励公共和民间资本进入低碳领域。此外还需要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思想上的转变：不要再把重工业视为罪魁祸首，而是要以低碳工业发展为利器，积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成可黛是保尔森基金会负责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城镇化项目的副主席，为基金会在中美两国开展的气候变化、空气质量及可持续城镇化项目提供总体策略和组织协调。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

当务之急：建立新的全球绿色金融基础架构

作者: 戴青丽 4月16日，保尔森基金会召开了名为“绿色金融：当务之急”的研讨会，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行长在会上发言称，“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我们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已经尝试过许多方法，包括推行环境法规、资源定价改革与财税政策，在控制污染、减缓气候变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推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金融体系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次研讨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举行，来自金融、经济和环境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为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重要工作建言献策。中国作为2016年的 G20主席国，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研究制定相关机制，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融资。 中国已经推出了在国内开展绿色金融工作的宏伟计划，去年年底已经公布了第一个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十三五’规划中的一项内容”，周小川行长在会上指出，“今年一季度，在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已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约一半”。中国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这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践行巴黎气候峰会上的承诺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估计，为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未来五年将每年投入6000亿到1万亿美元，但政府只能负担其中的10-15%左右。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难题。国际社会要实现巴黎气候峰会上设定的目标，最大的挑战就将是为节能技术和低碳经济模式转型提供资金的能力。而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巨大，问题的难度也会更大。 因此，必须开发创新融资产品和工具，帮助各国政府弥补资金缺口。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在会上表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不足。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资金充裕，需要合理投入到低碳行业，这样可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据专家估计，如果创建具有吸引力的有效融资结构，就可吸引数万亿美元资金投入绿色项目。但是，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要使绿色投资超越“家庭作坊式”的规模，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金融基础架构。为了能够持续吸引资金，这个架构必须包含对“绿色”的一致定义，创建绿色指标，加强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调和合作，确定相应的绿色项目。 各国政府也要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政策引导来创建合适的绿色金融监管体制，建立推广绿色方法的激励方案，制定和实施相关标准，以鼓励各种绿色项目的发展。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彭博慈善基金会、联合国环境署及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主办了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这也是保尔森基金会提出的绿色金融倡议的一部分。绿色金融倡议内容广泛，包括协助中国政府进行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创建中美建筑节能基金，以及支持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开展工作等。 戴青丽是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