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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筑节能的规模化融资

作者：莫争春 最近，中国为应对环境问题做出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承诺：去年12月签署《巴黎协定》，承诺在2030年或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今年公布“十三五”规划，确立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 ，朝着更加可持续、低碳、服务型的模式发展。眼下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重大的高层承诺落地实施，尤其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贯彻执行。 低碳转型的趋势 城市由于大量建筑的聚集，已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随着中国城市经济向服务型模式转变，曾经主导城市经济的重工业将被关闭或迁移，建筑占碳排放清单的份额将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也将继续扩大：过去35年内已有5亿人口迁入城市，“十三五”期间预计还将有1亿人口迁入城市，这意味着更多的建筑以及更高的建筑能耗。 中国的某些特大城市已体现出这一趋势。以北京为例，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位居全国第一， 5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建筑物。上海中心城区的情况类似，上海长宁区建筑碳排放比重达75%。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服务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建筑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经济转型平稳过渡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履行碳排放承诺至关重要。就在几天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警告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浪费和低标准建筑，将使全世界的温室气体高排放现象持续数十年之久；眼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确保这些建筑在能效和安全方面都达到高标准。 巨大的融资缺口 为了控制建筑的碳排放，中国的城市既需要推进新型绿色建筑，又需要对数百亿幢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但这些钱从哪里来? 根据保尔森基金会、彭博慈善基金会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新建绿色建筑与既有建筑改造需耗资1.65万亿元人民币（约2540亿美元）。中国政府能提供的资金不到10%。过去八年中，中国对北方地区8亿多平方米的居住建筑进行改造，其中政府补贴超过80%——的确是一项重大成就，但这种做法却难以为继。中国还有数百亿低效老旧建筑待改造。必须制定新的财政政策，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和机制，以打破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壁垒。 此外，过度依赖公共财政和倾斜的激励结构导致政府干预过强，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建筑节能市场。最终，资金短缺会使中国的城市建筑温室气体排放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 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建筑节能领域缺乏积极的、长期的政策引导，也令潜在投资者望而却步。目前，中国绿色建筑在立法方面一片空白，也没有走向零能耗建筑的长期路线图。新建绿色建筑是开发商或业主的自愿性行为，而建筑节能规划仅囿于五年期限。因此，企业不愿投资回报期超过五年的节能技术及产品的研发。 此外，绿色建筑目前评价多依靠设计阶段图纸，很难保证绿色建筑实际运行后的绿色表现。这也是中央财政不愿使用财政奖励的原因。 信息不透明也增加了融资的难度。已有制度规定要求公示建筑能效数据，但从未认真执行。市场缺乏明确的建筑能耗信息，消费者也就无法辨识节能建筑；节能服务公司无法找到高能耗的建筑；而业主也无法得知自有建筑的能耗水平。 如何解决？ 首先，政府应该制定长期的国家建筑节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最终目标是零能耗建筑。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还应制定清晰的路线图，强制性持续更新建筑节能规范。这将发出明确信号，鼓励社会资本和投资者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和部署。 政府还应该采取多样化和创新的融资工具，包括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建筑产业基金以及城市节能改造债券。同时，政府应给予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建筑贴现贷款，以鼓励开发商建设更多的绿色建筑。此外，政府还应敦促银行向购买绿色住宅的消费者给予优惠贷款利率。报告建议，建立绿色建筑担保机制，结合第三方评价机构体系，就能构建绿色建筑的增信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绿色建筑，也使得中央财政敢于采用各种奖励补贴工具推广绿色建筑。 国际金融界也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绿色贷款和绿色基金。中国还应该考虑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国内建筑节能改造或绿色建筑项目时，放宽投资额度限制以及资本汇入汇出额度限制等。 换言之，中国建筑节能市场的现状是政府持续干预，缺乏长期的国家建筑节能政策，绿色建筑市场的潜在需求被压抑，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但中国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排放目标，发展建筑节能市场至关重要。建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回报和碳减排的机会，但若要充分发掘这些机遇和潜力，就要做到信息透明，制定以市场为中心而且协调一致的政策，这样才能鼓励社会资本踊跃投入。

莫争春：中国必须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在巴黎气候协定及“十三五”规划中，中国为减少碳排放做出了雄心勃勃的承诺。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预计未来五年约有1亿人口迁入城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以及其他问题时，如何兼顾经济增长？ 最近，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执行主任莫争春博士在接受香港电台(RTHK)采访时表示，中国正面临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以及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挑战。访谈要点包括: 中国最严峻的环境挑战 眼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拐点期，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去30年中，为追求年均两位数的GDP增速，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土壤污染愈发严重，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原有模式必须转变，亟需探索并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更多在于空气污染，因为它举目可见。但实际上，水和土壤的污染更加严重，修复成本也更高。但这方面公开信息较少，很难评估其严重性。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成本相当高。幸好，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环保部新成立水、大气、土壤环境管理司，专门治理水、空气和土壤这三类污染，不啻是个好消息。 把握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 这个目标难度很大，因为中国仍想维持GDP的增速（当前增速已降至6.5%左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很高）。而与此同时，又必须解决我们刚刚提到的环境问题、空气质量问题。此外，中国还对全世界做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希望碳排放峰值在2030年或之前到来。最近中国又做出一项承诺，到2030年或更早能耗总量达到峰值。综上所述，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开始采取综合性措施，一方面稳定GDP，一方面应对空气质量及气候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好迹象。 另一个难题就是资金。 众所周知，中国已明确表示未来五年中，每年的绿色投资需求会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但政府只能提供10-15%。剩下的资金从哪里来？这也是个挑战。 中国有望成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领导者 北京携手张家口赢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中国希望借此契机真正展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张家口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而且不久前被授予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肯定希望在2022冬奥会期间“晒一晒”可再生能源的“成绩单”。 收听英文访谈音频，请点击: China in Urgent Need of a Sustainable Economic Model 莫争春博士是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执行主任，主要负责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城镇化。

坦率承认中国的“隐藏”银行债务

作者：柯安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全面综述了中国的信贷前景，认为中国有6410亿美元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凭借企业至少支付贷款利息的能力来看，存在风险的企业贷款金额超过两倍，达到1.3万亿美元。然而，该报告侧重于考察银行系统统计的官方信贷数据，没有考虑到将来很可能纳入官方信贷数据的隐性债务。更重要的是，最近的几项政策举措，如债转股和债务置换，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该报告肯定了中国近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如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调整汇率机制以及取消对外投资规定等。此外，报告还重点提到了中国企业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引发的越来越大的担忧：过去五年来，甚至连债务利息都无力偿付的企业所占的比例从4%大幅上升到14%，全部企业中有40%以上“应付账款超期”，或者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超过45天。尽管如此，报告仍然表示，“考虑到现有的银行和政策缓冲空间以及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这样的不良贷款水平“仍属可控”。  这种评估可能过于乐观，因为没有反映出未来的借贷趋势。甚至有些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过低。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估算，截至2015年5月，国内非金融类企业贷款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中没有考虑的因素。中国的实际债务有很多是隐性的，那些贷款严格说起来不属于银行债务，但可能很快就会成为银行债务。此外，有些政策可能会使债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因素： 地方债务。国家审计署2014年调查得出的官方数据显示，地方债务总额为24万亿元人民币，而地方银行人士则认为可能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有一半由中国的银行借出，其余是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借贷的民间资金。此类银行债务大部分已经列入企业贷款总额。然而，有些私人债务由于提供给了获得国家支持的地方企业，很可能最终也会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 影子银行的隐性债务。影子银行渠道包括国有信托公司、银行出售的理财产品以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等资金来源，实际上是企业借贷的民间资金。据穆迪估算，总额超过44万亿元人民币，后经检查发现，这一数字似乎偏低。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属于银行债务，但很快就会成为银行债务。 债务置换。新举措允许银行将地方债务置换为债券，原本旨在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但事与愿违，这成为地方政府举借更多债务的一种方式。债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增添了更多债券负担。债务置换开始的时候金额为3万亿元人民币，但今年可能增加一倍甚至两倍。而且，一旦地方投资开始违约（已经开始），银行不良贷款水平就会大幅上升。 债转股。为了拯救陷入财务困境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提出，允许某些企业将未偿还的银行贷款转为股权。在三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政府确定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有些人认为，这会让银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获得发言权，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只不过会让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提高债务水平，来弥补置换掉的那部分债务。结果，这1万亿元额度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而且也会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 原因何在？首先，很多贷款是通过银行出售的，所以放款人会以为有银行背书。其次，很多借款人，如各级地方政府下属企业，有国家做后盾，这样就很难区分民间借款人与政府借款人。第三，有政治影响的放款人，如城里的有钱人和大型国有企业员工，可能威胁进行抗议示威，迫使政府进行贷款重组。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多项措施来改善中国的债务状况。首先，可以扩大中央政府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银行债务，没有多少透明度。然而，中央政府债券规模更大，属于中央银行的显性负债。中国政府不愿见到官方公布的债务占GDP比提高（目前为42%左右）。但是，确认中央政府负责的债务会提高透明度。其次，中国政府应该放弃债转股方案。这种转换只会让投资者对企业的实际债务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对企业有任何更大的控制权。从长远来看，提高中国实际债务负担的透明度，对平息投资者的不安情绪大有帮助。 柯安迪是总部设在香港的东方资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成立东方资本之前，柯安迪曾担任中银国际美国分行总裁，该公司是中国银行下属的美国投资银行部门。

中国造纸商如何找到美国合作伙伴

2010年发表的一份全球纸业市场评估报告称：“供应商想要突出重围，就必须做出巨大改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山东造纸商泉林集团就是这么做的。该公司宣布在弗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县投资20亿美元，开发绿地投资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民企在美国的最大绿地投资项目。保尔森基金会智库新发布的投资案例研究报告向读者讲述了谈判背后的故事，总结了中国公司今后在美投资可以参考借鉴的若干重要经验教训。以下是其中的五大要点： 中国企业可以向西方国家市场输出技术，而不只是获取技术。泉林承诺在弗吉尼亚州建设下一座工厂，将自己独特的可持续造纸工艺和相关知识产权引入美国。这个值得注意的卖点提高了泉林在美国的信誉。泉林集团负责弗吉尼亚州投资项目的彭志远回忆道，“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家中国公司可以向美国输出新技术”。 环保意识可以推动中国的传统污染行业转向新的商业模式，进入新的市场。泉林致力于发展创新“循环经济”，采用秸秆造纸技术，从而能够借力国有银行融资，进入竞争对手已经放弃了的市场。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高价，这是推动泉林在美国直接生产的因素之一。 在美国直接生产可以为中国企业带来许多好处。从经济角度来看，泉林在弗吉尼亚州投资有很多理由，包括方便获取原材料、接近庞大的消费市场、未来有机会通过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有可能建立品牌资产，并为加入全球市场上竞争做好准备。 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态度有助于美国各州重振地方经济。2009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半导体产业破产，致使数千名技术工人失业。前州长罗伯特·麦克唐纳和现任州长特里·麦考利夫随后开始推动该州经济多元化，最终吸引泉林在里士满附近的一个地方投资建厂。项目竣工后，泉林将在里士满雇用2000多名当地技术工人。 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决定中美投资项目的成败。在谈判过程中，弗吉尼亚州与泉林所在的山东省两地政府间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切斯特菲尔德当地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威尔·戴维斯说，“泉林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因此也希望看到我们州政府和当地政府都同样支持该项目”。

泉林纸业在弗吉尼亚的绿色生产

2014年6月,中国造纸公司泉林宣 布在弗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县 投资20亿美元,投建占地850英亩的先进生产基地,计划于2020年完 成建设并全面投产。据公司预计,届 时将能给当地创造超过2000个就业岗 位。 泉林的投资是迄今为止中国民企在美最大规模的绿地投资,但比投资规模更具意义的是:大部分中美绿地投资都是美国技术出口中国,而在此项目中,中国投资方并非寻求技术引进,而是扮演了技术出口方的角色 。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包括中国造纸厂在内的大部分造纸厂都转向了木浆生产工艺,部分原因在于木浆的供应相对丰富,比秸秆造纸污染更少。但是泉林却独辟蹊径,声称已开发出业内领先的秸秆制浆技术,既能将农业废料转化为高质量的纸制品,又能将废料转化为有机肥。泉林称这一工艺对环境影响较小。 已然跻身中国顶尖造纸厂商之列的泉 林将这一清洁生产工艺命名为“泉林 模式”。泉林认为其技术不仅能促 进所谓的“循环经济”,由于公司需 要购买农业废料作为造纸原料,这一 技术也将使农民受益。 泉林之所以决定投资弗吉尼亚州,背后有若干原因。首先,美国纸制品市场成熟,消费者更重视环保产品,更愿意接受高价。其次,工厂选址靠近秸秆供应和终端消费者,可节省成本。第三,泉林希望接触发达资本市场,以便日后扩张时有更多融资选择。最后,进军美国是泉林的一项战略部署,借此打造品牌声誉,为全球市场竞争铺路。 虽然20亿美金的投资金额引人注目, 但是在泉林雄心勃勃的扩张中,美国 工厂只是一小部分。随着公司技术的 成熟,2010年初以来,泉林又宣布了 四个投资项目,三个位于中国,一个位于美国,投资总 计约480亿元,超过 了泉林总资产的六 倍之多。但由于泉 林并未上市,外界 并不清楚公司的财 务状况。如何为其下一阶段的美国发展融资,这依然是泉林所面临的问题。 考虑到泉林的总体表现,公司在美投 资的时间点也有些有悖常理。2010 年,由于原材料价格高位与产能过 剩,中国造纸行业面临明显的增长停 滞, 中央政府2008至2009年的大规模...

保尔森基金会新闻 2016年5月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中国钢铁产量依然居高不下

自去年十一月以来，钢铁价格上涨了近70％，中国的钢铁生产商重新焕发生机。利润率达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导致中国的很多钢厂纷纷复产。据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 & Co.）的分析师估算，中国的钢铁日均产量有可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014年6月创下的最高纪录水平。这种创历史新高的产量似乎与中国政府最近三令五申要求削减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相矛盾。环境保护部周二通报了对重工业中心河北省的督察情况，确认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在钢铁需求稳固的情况下，这是否意味着河北的可持续经济转型将不得不延缓？

五点须知：中国的农村信贷

在最新发表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重新设计中国的农业金融体系》中，康奈尔大学农业金融学教授卡卢姆·G·特维呼吁中国改革农村信贷体系。特维的主要观点和建议如下： 即使存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巨大。深化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并没有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学理论的预计不一致。很多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后的银行为了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反而降低了对农户的贷款。 成本高昂、不协调的农村信贷投放体系恐怕很难吸引金融机构的参与，从而阻碍正规金融业的发展。特维认为，当前的农业贷款体系可能导致技术和配置效率低下，只能使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应该考虑全国统一的农业信贷投放方式，借鉴美国农场信贷体系或加拿大农场信贷机构的做法。虽然存在政治和经济敏感性以及种种困难，特维仍建议成立一个新企业，专门负责农业信贷的监管、统筹和分配，参考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民国时期的农本局制度。 现有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的其他农业金融机构应该合并为一个系统。城乡之间获取信贷的便利性差距很大，难以通过一些零星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全国性的系统方案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会可以制定政策，试点新计划，来为偏远落后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中国的农村信贷体系不能太刻板，这样才能使一个地区可行的创新普及到其他地区。特维还认为，约束省级金融机构的规定必须放松，这样才能用同一套规定管理全部机构。

重新设计中国的农业金融体系

中国的农业金融体系是市场 化金融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的产物。根据目前的改革框架,很多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后反而降低了提供给农户的贷款。 近期的改革已允许村镇银行、城市银行的分行、微贷公司和贷款公司在农村地区发放贷款。但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整体信贷供应不一定意味着提供给农业生产或涉农经济的信贷供应也有增加。同时,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地区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正式的信贷。 浏览英文版本 浏览中文版本 中国目前正积极地推进农业金融机构的改革,最高层直接推动金融普惠,推广各项政策与计划,旨在改善提供给农户、价值链和涉农经济的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这些改革包括,提供直接支持,将互助组转化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的合作社,由农村信用合作社颁发信用村称号,借助税收优惠鼓励股份制的村级商业银行在贫困地区建立分行,为移动和互联网金融服务制定监管框架。以及颁布法律,放松对土地使用权流转以及用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发放贷款的限制,这有可能成为近几年来农业中最为深远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即使存在这些金融创新和改革,中国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仍然巨大。深化金融市场并没有像经济学理论预计地那样带来正外部性,从而扭转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而且,收入、资金和生产力不均的问题与更广泛的结构性目标,如城镇化,提高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以及发展并优化农业供应和价值链以满足国内需 求等,有直接联系。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农村金融挑战,不仅需要进一步资本投入来提高每单位土地生产力,同 时也需要资金以满足农场规模扩张 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约有 2.5亿个农民家庭,共有人口7.5亿 左右,实现所有政策目标所要求的资金数额远高于中国现有的农村金 融体系有能力,或者意愿提供的。 本备忘录尝试探讨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是否有益于农业和农村贷款的发展。从经济效益上来看,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一个昂贵而又不统一的农村信贷投放体系很可能对很多金融机构没有吸引力,并因此阻碍整体正规金融的发展。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农业贷款体系可能导致技术和配置上的效率低下,只能使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是否应该考虑采取全国统一的农业信贷投放方式,就像美国农场信贷体系(American Farm Credit System)或加拿大农场信贷机构 (Canadian Farm Credit Corporation) ,以及其他国家由政府支持的信贷 体系那样?虽然存在十分现实的政 治和经济敏感性和困难,但本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支持企业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 专门负责农业信贷的监管、统筹和分配,其中一部分灵感来自上世纪 三十年代中期推出的农本局制度。 [contentblock id=38]

五点须知：中国如何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在最新发布的《保尔森政策备忘录》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张斌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同时将工业经济过度投资的风险降至最低。通过追踪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基础，张斌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下滑和工业部门的普遍不景气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必然后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经济至少在2013年已经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 工业就业份额从2012年起一直下降，而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占比从2011年起也一直在下降，这表明中国应该已经进入了服务业比重加速上升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服务业发展仍面临多重制约因素。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很多服务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民营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作为市场参与主体，中国国有企业往往效率不高，未充分挖掘服务业的潜在投资机会。地方一级的激励机制扭曲，也制约了中国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能力，如教育和医疗。 尽管存在低效率问题，当前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帮助工业脱困，而不是促进服务业发展。 政府为了扶持陷入困境的工业企业而采取过度刺激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延缓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如果试图抵制服务业扩张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扭曲。 中国今后应避免采取经济刺激政策。 扶持陷入困境的工业企业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债务，加剧中国经济的脆弱性。相反，应重视稳定中国的就业市场。 中国需要新的发展战略。 中国近七十年来一直重视工业发展，现在应把政策和资源配置方向转向高品质的医疗和教育、清洁的环境以及更照顾民生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