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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青丽：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绿色共赢

戴青丽认为，当前，技术正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但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共赢。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降低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并以联合或互补的方式来遏制排放，特别是在碳市场方面开展合作。 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目前全球上百个国家都设定了于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那么，在全球低碳目标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低碳又迎来了怎样的发展商机？巨额资金背后如何撬动私人资本？碳中和带来了怎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经济革命？在此基础上如何避免竞争限制技术进步？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的意义是什么？带着上述诸多疑问，近日，《财经》记者独家专访了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Deborah Lehr（戴青丽）。 资料显示，戴青丽在中美关系领域协助保尔森主席工作，负责基金会各个业务板块和重大项目的战略规划，包括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此外，她曾在公共、私营及非营利部门任职，重点负责中国、美国和新兴市场包括中东。她曾在保尔森出任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期间担任顾问，在保尔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她曾协助创建并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戴青丽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气候投资成为金融机构的主流业务，再加上企业自身承诺向碳中和转型。鉴于银行和企业有意增加绿色投资，气候投资将迎来热潮，而中国将成为这场气候商业热潮的中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需采用世界一流的标准、政策和法规。 她指出，当前，气候变化与技术竞争深度交织在一起。而技术正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但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共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降低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并以联合或互补的方式来遏制排放，特别是在碳市场方面开展合作。 此外，戴青丽认为，在实现气候目标过程中，避免“洗绿”风险尤为重要，而金融科技将有助于为那些寻求进行绿色投资的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更高的透明度。 开启低碳商机：中国应采用世界一流标准 《财经》：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目前全球上百个国家都设定了于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低碳目标下，全球迎来了怎样的发展商机？气候投资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戴青丽：《巴黎协定》有助于为减缓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创造必要的政治意愿。然而，接下来的巨大挑战是如何为兑现这些承诺寻找资金。公共资金只能覆盖一部分费用，所以吸引私营部门的融资至关重要。各国政府需要制定监管框架、政策和激励措施，以释放用于投资的资本，帮助实现气候目标。 随着气候投资成为金融机构的主流业务，再加上企业自身承诺向碳中和转型。鉴于银行和企业有意增加绿色投资，气候投资将迎来热潮。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数据，从现在到2030年，要实现世界气候目标预计将为气候投资带来约23万亿美元的机会。气候投资领域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正在扩展到食品、技术和汽车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其股票在2020年飙升了740%。由于特斯拉的产品有助于低碳转型，市场需求旺盛，特斯拉的市值现已超过通用汽车。 《财经》：在全球低碳商机下，你如何看待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实现预期中的目标？ 戴青丽：中国将成为这场气候商业热潮的中心。中国早在2015年就开始重点推动绿色发展，目前在促进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科技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开发和创新绿色商业解决方案的好机会。以与环境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为例，中国已经开始向外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高盛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预计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创造4000万个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采纳、制定世界一流的标准、政策和法规。例如，尽管中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在2021年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剔除了煤炭清洁利用项目，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煤炭的清洁利用项目仍有资格被作为绿色投资项目，这与全球标准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为实现气候目标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会。然而，为了促进真正的变化，标准必须更高，更透明，执法要更有效。 实现绿色共赢：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合作 《财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全球来看，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如何？哪类机构将获得更大的商机？ 戴青丽：易纲行长说得对。实现世界净零排放承诺将需要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而政府自身的财政无法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私营部门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毫无疑问，我认为私营部门一定会发挥关键作用。 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公司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已经做出了净零排放的承诺。世界正在向低碳未来转型，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因此，如果私营企业和国家不想落后，就必须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进行必要的投资。这对一些公司来说会相对容易一些。例如，提供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一定会从低碳转型中受益。同样，那些正在进行气候投资的科技和金融机构也会受益。 《财经》：那么，在你看来，碳中和带来了怎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经济革命？ 戴青丽：在我看来，“气候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先行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经济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阳能成本下降了80%以上。海上和陆上风电的成本也减少了一半。低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使可再生能源可以与最便宜的化石燃料竞争。电池和电动车也有类似的趋势，这对其规模化和广泛应用至关重要。特别是为了促进气候创新，大量资金将被释放，未来几年会涌现出更多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财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对我们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支持这些技术落地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何才能保证良性竞争以降低成本，并进一步防止竞争限制技术进步？ 戴青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通常被认为是美中两国应该合作的领域，但这个领域也存在潜在的激烈竞争。气候变化与技术竞争深度交织在一起。而技术正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虽然保护国家安全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某些技术在解决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而中国是众多创新的自然试验场。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降低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并以联合或互补的方式来遏制排放，特别是在碳市场方面开展合作。 防范“洗绿”风险：金融科技提升透明度 《财经》：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的应用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和新的突破？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而言解决了什么根本问题？ 戴青丽：要让绿色金融的规模达到实现气候目标的要求，金融科技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基本层面上，金融科技（从区块链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收集和分析环境数据、提供更准确的绿色投资信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让银行系统覆盖不到的群体获得资本的强大工具。金融科技有助于为那些寻求进行绿色投资的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更高的透明度。 《财经》：能否举一个案例。 戴青丽：金融科技有实际运用的案例。保尔森基金会和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世界第三大发电运营商和中国五大国有发电企业之一的华电集团于2019年8月推出了碳排放管理系统，以迎接中国期待已久的全国碳市场的启动。 该系统利用大数据来支持华电各个层面的碳排放相关工作，涵盖的人员从总部的高管到全国各地二、三级子公司的员工。该系统管理着华电集团所有30家直属单位和110多家火电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同时，该系统满足了华电集团在碳排放数据管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管理、碳配额履约和碳交易等方面的需求。此外，该系统既适用地方试点碳市场的现有规则，也能满足全国碳市场注册和交易系统的要求。这是一个强大的系统，通过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加速了企业的绿色和低碳转型，为发电行业的其它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 《财经》：资本是逐利的，投资亦有风险，绿色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可以规避这种风险？ 戴青丽：绿色投资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洗绿”，也就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错误地为投资贴上绿色标签。其核心风险是，投资者可能被误导，从而去投资那些无益于环境友好甚至是损害环境的项目。洗绿还有严重的声誉风险。金融科技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提供了更好、更严格的分析，可以将真正的绿色投资与那些简单洗绿的投资区分开来。 (本文已获《财经》杂志授权转载，原文于7月29日发表于“财经五月花”公众号，作者：张威，编辑：袁满。原标题为《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绿色共赢》 图©Gettyimages)...

孙蕊：“实现碳中和，绿色金融至关重要”

2021年7月22日，亚洲银行家（The Asian Banker）“2021中国未来金融峰会”在北京举办，国际组织、国内智库和金融机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积极参与。围绕峰会的主题“新时代，新金融，新融合”，碳中和、绿色金融、金融科技成为本次峰会的热点议题。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受邀参加峰会，并作为“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讨论的主持人，与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ean Kidney先生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气候金融研究室崔莹主任展开对话。 开场环节，孙蕊指出：“自2016年中国的绿色金融元年至今，中国绿色金融保持着高速增长，从绿色标准的界定、到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的建立、地方绿色金融的创新和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中国的绿色发展进入新阶段，预计未来3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将会是数百万亿规模，因此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Sean Kidney介绍了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绿色债券等工具的界定分类。他认为各国对绿色金融工具标准的统一有利于绿色融资的跨境流通，加速社会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同时Kidney强调绿色金融标准也需要和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对于像钢铁、航空等贡献70%温室气体排放的传统行业，绿色金融也应该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讨论环节，孙蕊与两位嘉宾就绿色金融国际经验、碳市场如何支持碳中和以及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对话。 崔莹介绍了碳税与碳市场两种政策工具的差异。碳市场适合应用在电力、工业等排放较集中的行业，碳税可以作为碳市场的补充，约束排放零散的行业。崔莹认为绿色标准有待细化统一是金融科技应用到绿色金融可能面临的挑战之一，并提出在建设碳市场过程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以增加透明度。 孙蕊在总结发言中表示：“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归根结底是要制定完善的政策体系、构建良好的激励约束体系，引导资金向绿色低碳产业倾斜，未来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第十八期—2021年7月—

美中关系与绿色金融机遇

对话绿色金融：气候政策倡议组织高级顾问维克拉姆·维奇

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重振世界经济

中新金融峰会·第三场云研讨会于3月29日举行，聚焦“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年度中新金融峰会由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险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保尔森基金会高级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女士作为演讲嘉宾受邀参会，与绿色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共议如何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重振世界经济，通往更有韧性的复苏之路。孙蕊女士在演讲发言中，重点介绍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最新动态，并对全国碳市场建设、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等议题分享了观点。 自中国的绿色金融元年开始，中国积极拓展并参与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从担任G20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框架，与国际伙伴发起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等，中国已成为推动、引领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2021年初春伊始，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迎来喜讯。其一，美国总统拜登将气候变化作为新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上任首日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其二，今年的G20主席国意大利重新启动可持续金融小组，正式宣布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代表担任联合主席。这个小组将探讨提高透明度，降低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推动可持续金融及强大的绿色经济复苏，并研究如何支持低收入国家在平衡发展目标的同时贯彻推动气候目标。 在美国，拜登政府希望能够兑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承诺，因此中美在气候议题上是有对话空间的。虽然目前具体形式还没有确定，但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年4月22日地球日当天主办一场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宣布根据《巴黎协定》制定的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绿色金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今年在意大利举办的G20峰会或许能为两国寻找合作机会提供契机。 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提出新的议题和研究方向，促进国际绿色金融标准趋同，推动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      

第十七期—2021年3月

对话绿色金融：段茂盛

段茂盛 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主任，教授 从2001年起，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负责碳市场问题的联合国谈判。2010-2019年，他担任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委员(2012年任主席)。段教授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及“国家碳市场特别评估报告”领衔专家。 1. 自2020年9月国家领导人提出碳达峰目标及碳中和愿景以来，相关部委和机构都在积极开展规划编制及研究部署工作落实。对于即将启动运行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对此有何见解和建议？ 碳市场作为一种促进减排的市场机制，允许碳排放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通过市场进行自由配置，相比行政手段，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换个角度来看，付出同样的成本，通过碳市场可以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中国全国碳市场的运行，预计将大幅降低全社会总的减排成本，可帮助中国较早实现一个相对较低的排放峰值，而这毋庸置疑将降低中国后续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难度。 全国碳市场运行后，被纳入全国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将直接感受到全国碳市场“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那些没有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将会主动考虑全国市场发出的碳价信号，从而给与低碳投资选项合适的考虑。这对于促进中国低碳投资，避免高碳投资的锁定效应非常重要，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及时和重要，对确保中国走绿色复苏而不是靠高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非常关键。 通过参与全国碳市场，市场各直接参与方，包括主管部门、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等的碳减排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各界的碳减排意识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为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意识、舆论和技术能力基础。 2. 近日，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密集颁布及加速落地，表明2021年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但真正交易将有望在2021年年中启动运行。您认为下一步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有哪些关键工作需进一步推动落实？ 第一个履约周期是全国碳市场运行的首秀，其平稳和成功地完成对于全国碳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目前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尽快出台对于确保全国碳市场健康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相关规则，涉及2019年和2020年相关数据的高质量报送和对于市场运行中各种可能的严重违规行为的预防和惩处等，也需要提前采取措施确保重点排放单位按时严格履行其配额清缴义务。 为了全国碳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除了技术层面需要不断完善相关规则外，还需要尽快出台针对全国碳市场的国务院条例，解决国务院部门规章层面无法克服的处罚力度低、无法有效协调相关部门等缺憾，为全国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3. 随着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背景下，从中长期来看，全国碳市场建设还面临哪些主要机遇与挑战？ 全国碳市场是促进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现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其设计必须与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相协调。在我国提出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全国碳市场建设和运行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一些关键要素的设计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对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和建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首先，全国排放达峰要求碳市场覆盖的排放更早达到峰值，因此，全国碳市场需要尽快出台比较明确的绝对总量，而且需要明确总量将逐步收紧，给市场更加强有力的减排信号。 其次，全国碳市场中要尽快引入有偿配额分配方法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的比例，降低免费分配方法的作用。这将确保一个较高的碳价，从而不但有效促进国内的减排，也可以有效应对外部政策变化，如碳边境调节措施等对我国出口的可能影响。 第三，需要以立法等合适的方式确保碳市场的长期存在，给市场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政策信号。 第四，碳市场的效果如何，需要实践检验，其设计也不能一成不变，需要适应外部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因此，需要定期对碳市场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其设计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气候议题下，美中合作仍将面临挑战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有着共同利益。气候变化不分国界：中国山东德州的碳排放或影响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气温，反之亦然。因此，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潜在亮点：减少碳排放的共同目标可能促成两国开展合作行动或政策互补。 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气候政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显现美中冲突而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目前困扰美中关系的技术竞争深刻交织在一起，将为争夺全球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开辟新的战线。 美中气候竞争在多年前就初见端倪。管理外溢风险是美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以清洁技术的竞争为例。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国家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将廉价的光伏组件大量出口全球市场。这虽然带来了全球光伏组件的价格降低，但却造成双边贸易摩擦，引发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反倾销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全面贸易战。 另一个例子是电池。锂离子电池主要用于电动汽车和其它消费类电子产品，而美国在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上严重依赖中国，这在政治上已经变得难以维系。如现任美国总统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2019年写道：“用过于依赖中国技术的世界秩序取代过于依赖中东石油的世界秩序是愚蠢的。”美国政府意图控制美国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上个月，美国政府启动了对美国关键技术供应链的审查，包括大容量电池。 造成美中关系紧张更根本的缘由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已触及美国产业具有核心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汽车。美国汽车产业目前支撑着近1000万个美国人的就业岗位。但如果说汽车的未来是电动汽车，美国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根据“确保美国未来能源”组织（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Energy—SAFE）的数据，美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只是中国的一半，而全球近42.5万辆电动公交车中，约有42.1万辆行驶在中国。此外，中国还在快速推进清洁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创新。 竞争将不仅仅是双边的，还将在第三国市场，即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内展开。 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在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并将中国作为首选的技术提供商。从沙特阿拉伯到迪拜，再到阿布扎比和埃及，中国是目前该区域可再生能源项目最大的投资方、融资方和运营方。 在拉美地区也是如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收购，其中四分之一都发生在拉丁美洲。中国大量投资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和秘鲁。这些国家拥有已探明全球锂资源的一半以上。 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达11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同期仅提供了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 3月10日，中国科技部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领导小组将推动中国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以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新政府仍在确认内阁中关键职位的人选。 虽然约翰·克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找规避气候冲突的方法。只要不存在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政府就可以积极支持清洁技术的贸易，尤其是与中国。这样美国的创新者就不会被困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外。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提供16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美国政府还应该与中国合作，取消环境商品的关税，以确保这些商品的价格更加实惠。此举将有利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并使美国的技术在第三国市场更具竞争力。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USIDFC）应资助美国可持续科技公司在海外赢得合同，以确保这些美国公司与中国处于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从理论上讲，以降低清洁技术成本和减少碳排放为目的的良性竞争将会对世界有利。但实际上，也将使本已紧张的美中关系进一步升级，并有可能造成世界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巴尔干化。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使美国在全球低碳经济中更具竞争力的同时，应对好美中两国围绕气候变化竞争而产生日益加大的风险。 注：英文原文于3月20日首发于《The Diplomat》，以上为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原文译稿。  

在中国乃至世界，让金融服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