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_scene

美国加州呼吁采取行动

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在2018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的开幕和闭幕式上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签署了《2018年百分百清洁能源法案》并宣布加州计划发射自己的卫星。本次峰会为期三天，重点讨论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旨在提高全球各界人士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推动与会各方特别是产业界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产业界在本次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做出许多承诺。例如，纽约市养老基金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气候解决方案相关的投资增加一倍，从20亿美元增长到40亿美元；21家领先的科技企业发起成立了一个联盟（Step Up Coalition），旨在通过新兴技术和第四代工业革命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李维斯 （Levi's）公司加入了“我们仍在坚守”(We Are Still In)活动，争取减少90％二氧化碳排放量；赛富时（Salesforce）、马恒达集团（Mahindra Group）、星巴克（Starbucks）和联合利华（Unilever）等全球企业领导者也在会上发表声明将在气候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与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共同担任本次峰会的联合主席。解振华率领了一个由120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本次峰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的出席，既是必然之举，更是要向全球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本次峰会期间，中国生态环境部和美国加州政府共同举办了“中国角”系列活动。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与解振华一起出席了“中国角”开幕式并致辞。作为本次峰会的亮点之一，“中国角”系列活动涵盖了气候投融资、中国地方低碳行动、全国碳市场建设、清洁能源和能效、绿色交通以及企业气候行动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不仅继续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将重点工作扩大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中国已经在多个领域采取了行动。中国是世界可再生能源最大的生产国，去年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占全球产量的60%；在绿色交通领域，预计到2018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100万辆。中国在促进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领导作用，当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本次峰会上，中国正式启动了由10家中国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研究机构联合发起的“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倡议。与此相呼应，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企业气候行动”倡议，呼吁中国企业带头开展碳减排、绿色转型和绿色创新，积极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和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企业气候行动”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21家机构等联合发起，倡议以下八大行动策略： 加强碳管理和碳信息披露，设定符合《巴黎协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提倡使用绿色电力等可再生新能源； 推广绿色生产制造、低碳循环发展的经验和技术，减少废弃物排放； 推动行业上下游共同可持续发展，构建绿色供应链； 提高建筑能效，降低能耗，提倡绿色生态规划设计； 提倡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交通方式； 提倡服务端为公众创造绿色消费的选择； 促进碳市场、碳交易和绿色金融。 在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中国角”系列活动期间，中国和加州的有关机构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中国碳市场建设、低碳转型、全球气候治理等领域的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及项目合作。其中，加州与中国清洁技术创新基金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设立中国-加州清洁技术合作基金，旨在进一步推动清洁技术的交流合作。据悉，该基金将包含4个子基金：加州与北京、深圳和江苏省的3个合作基金，以及1个由中国光伏设备制造商协鑫集团（GCL）赞助的基金。 在本次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与会各方共做出了500多项承诺。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更近了一步？随着全球气候行动峰会落下帷幕，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这次峰会的举办，对于联合国大会及12月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COP24）的召开及采取后续行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其影响可能还要待201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才能更好地评判。应对气候变化的确需要群策群力。

绿色金融团队对话莫凌水

莫凌水是亚洲开发银行能源和气候变化顾问，致力于碳市场、低碳城市发展、绿色金融、低碳技术融资和转让的研究，为亚行发展中成员国建立区域性碳市场、低碳融资、低碳城市试点、建立气候技术融资机制和支持NDC落实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知识产品开发。 加入亚行之前，莫凌水是Camco碳信用有限公司（中国）的核证部总监，负责开发合格的中国CDM项目组合。1991-2003年期间在广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是什么？ 绿色金融要向纵深发展和扩大规模需要解决当前绿色金融面临的瓶颈问题，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通过机制创新来解决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提高绿色金融的可持续能力。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绿色效益内化为投资的财务收益，提高绿色投资的回报率，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促进绿色金融扩大规模和持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创新机制和政策，例如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财会制度中如何将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体现在企业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里，这就需要对现有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还有建立必要的绿色投资的税收激励机制，让绿色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有利可图。 第二，绿色金融标准化。随着中国绿色金融需求和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建立绿色金融标准，才能保证绿色金融长期和健康的发展。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将“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工作列为了“十三五”时期金融业标准化的重点工程。我理解，绿色金融标准化的建设包括绿色项目、绿色经营活动、绿色资产的“绿色”属性界定的标准化，绿色认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的标准化，以及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化。 第三，绿色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的创新更注重撬动民营企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2017年6月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小额贷款、金融租赁公司等参与绿色金融业务，支持创投、私募基金等境内外资本参与绿色投资，探索特许经营权、项目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这些主要任务反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将围绕为中小民营企业的绿色投资提供绿色金融服务，鼓励民营资本投资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一些项目在陆续建成实施。中国明确表示要推广绿色“一带一路”，有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衡量这些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绿色标准？ “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众多、发展水平各异、行业技术水平不一，环境标准、环境容量也不一样，国家治理的优先顺序不同，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衡量绿色属性的基准水平不同及国家间污染减排需求的差异。对投资绿色属性的界定的方法既要保证绿色标准的一致性、方法的统一性，同时又要保证标准的适用性，这样才能保证绿色投资的可比性。因此，界定投资绿色属性的方法需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必须是符合项目所在国的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这是最低的门槛。不列入项目所在国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项目，不予纳入绿色投资项目行列；其次，投资项目需要满足投资目的国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战略需要，能够帮助投资目的国实现巴黎协议的减排承诺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此外，投资必须是有利于提高投资目的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投资不仅要遵循投资目的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而且要为所在国带来额外的环境效益，才能提高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投资能否为投资目的国带来额外的绿色效益是衡量项目是否为绿色的唯一标准。 衡量额外效益是以投资目的国项目所在行业的现有平均水平的减排效益为标准。评估投资是否能带来额外的绿色效益，就需要建立统一的量化项目绿色效益的方法，才能保证绿色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统一的量化绿色效益的方法需要统一的基准线情景识别方法,以及统一的计算基准线排放和项目排放的方法。“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评级方法的一致性是保证绿色评级过程中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可比性。亚行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属性的界定方法的研究成果（《“一带一路”投资标尺》）正是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 截至目前，您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绿色投资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各国缺乏统一的对“绿色投资”定义和标准。虽然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但中国不同的部门、不同金融工具对绿色定义都不一样。缺少统一的绿色投资定义会造成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无法判断什么是绿色投资和非绿色投资，投资可能会导致环境风险。对“绿色投资”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也带来“一带一路”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沟通障碍。中国的绿色定义和国际公认的绿色定义存在差异，例如有的国家认为投资煤电厂项目是非绿色投资，而中国则认为只要投资的煤电项目采用高效低排技术就是属于绿色项目，这就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其次，要建立监管的制度。有了统一的定义绿色的标准和评估绿色效益的方法，就要以标准来约束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的行为，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监管政策来要求企业和投资者、金融机构按标准和方法来做。例如将绿色投资评估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评估体系，要求企业按照统一的方法评估投资的绿色效益和披露相关绿色效益的信息。参与投资的金融机构要求融资企业披露所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将项目绿色效益与提供融资挂钩，不按照要求开展绿色投资评估的项目和企业，金融机构不给贷款、或政府不予颁发投资许可等。同时要实行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对绿色程度高的项目给予低息或贴息贷款、税收优惠等。 第三，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沟通和合作，推动绿色投资标准和投资绿色评估方法的国际互认。绿色投资涉及到中国和带路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建立绿色投资标准和绿色投资评估方法上需要加强与带路国家的沟通和对接，以保证绿色投资标准和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要发挥现有双边、多边和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机制、国际合作窗口的作用，以及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来促进各国的对话和交流，推动绿色投资评估机制的实施。此外，绿色投资评估机制需要配合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逐步推广。例如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支持建立的工业园区、产业示范基地、经济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等落地的投资项目中开展绿色投资评估。 最后，要加强绿色投资的能力建设。这不仅是加强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利益相关方在识别绿色投资的能力建设，也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来支撑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对许多国家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许多相关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起步，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上的经验也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国家。因此，加强国际交流、分享发展绿色金融的国际经验，各国携手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投资和经济的绿色转型。 亚洲开发银行积极倡导绿色融资项目通过混合融资机制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的使用。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混合融资机制的概念？您认为这对绿色金融主流化的进程是否有帮助？ 混合融资的核心就是把不同成本的资金（例如优惠债务资金、赠款、政府的公共资金、私营部门的资金）混合在一起为绿色项目或绿色经营活动提供融资，目的是降低绿色项目的前期资本成本和风险。混合融资可以说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融资的一种形式，也是以公共部门的低成本或无成本的资金来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到绿色项目。混合融资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混合资金池、项目层面的混合融资等。亚行在混合融资的基础上还提出将绿色项目产生的绿色效益转化为收入补助，保证项目的回报率达到一定程度（如保证IRR达到12%）。 首先，混合融资的方法提倡的是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把不同来源、不同的风险和预期回报要求的资金组合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种资金源的最佳潜力，为绿色发展创造一种联合融资方式。其次，混合融资方法考虑了项目的环境的可持续和商业可持续的统一（如降低资金成本、环境效益与收益补贴挂钩）这不仅能帮助实现政府的绿色发展目标，同时也满足私营部门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这是对绿色金融的一种创新。另外，混合融资充分利用有限的优惠债务资金、赠款、政府的公共资金来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从这三方面看，混合融资推动了绿色金融的主流化。 现在在世的人中，您最钦佩谁？为什么？ 我很敬佩吕学都博士，他现在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和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碳减排交易机制，气候融资，低碳城市发展以及气候技术转让和传播工作。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谈判18年，被称为气候变化谈判的“活化石“。他曾经担任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委员8年，是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动者，也被成为中国CDM第一人，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引导我从事碳交易、碳市场研究和绿色金融的老师。我很敬佩他高效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敬佩他泰而不骄、功成不居的品格。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保持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这是非常难得的。

第七期—2018年9月

绿色金融团队对话马骏

《巴黎协定》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但问题是：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 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推出“对话绿色金融”——视频访谈系列，携手全球绿色金融业界领袖，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主流化的具体挑战，提高国际资本市场对绿色金融的认识。希望他们的真知灼见能启发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和对话。 保尔森基金会专访：马骏答何为绿色金融最大挑战？

深圳市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圳市印发了《深圳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企业名录》（简称《名录》），成为继贵州省和海南省之后，又一个率先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地方试点的城市。《名录》纳入了10个行业的1,066家深圳企业，涵盖电镀、石油库、危险化学品和印制电路板等行业。这些企业必须在9月底前参加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现应保尽保，足额投保。 利用商业保险防治污染并追究企业的环境影响责任，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推行，特别是在深圳。在国际上，美国、韩国和欧盟都实行了强制保险制度。中国于2007年开始试点环境污染自愿保险以来，估计中国企业的投保保额已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2014年至2017年，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数量累计近1,000家，占全国承保总量的10％，累计实现保费超过1,750万元人民币。 去年，中国要求八类企业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包括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以及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的企业。2017年6月，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印发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尚未公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颁布实施的时间表。 深圳市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自愿转为强制，此项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待后续跟踪。此外，中国正计划在全国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深圳将先行先试，探索最佳实践经验，积极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

戴青丽：”中国推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举措”

绿色金融团队对话索尼娅•吉布斯（Sonja Gibbs）

索尼娅•吉布斯是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政策部门的高级主管，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业分析、新兴/前沿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绿色金融。在政策方面，她主要从事与G20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关的问题研究。此外，她在国际金融协会《每周观察》、月刊《资本市场监测报告》和季刊《新兴市场资本流入报告》等一些期刊出版物上共同撰写和刊登了许多文章。 索尼娅•吉布斯有20多年银行和金融市场工作经验，曾任职于伦敦的野村国际，担任首席股票策略师，此前是野村东欧经济部门的主管和欧洲债券高级分析师。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她先后担任过洛杉矶第一州际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纽约分行的银行信贷分析师和美国经济学家。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微观经济学本科课程，以及在伯克利-斯坦福合作的苏联国际行为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员多年。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认为我们看待绿色金融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巨变。 超越债券，超越绿色概念：绿色债券市场开局良好，并继续快速扩张。在2017-2018年期间，主权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领域尤其值得关注。不过，其他金融工具也得到显著发展。绿色贷款正从大型企业借款人扩展到中小企业甚至家庭。绿色抵押贷款和绿色贷款证券化是两大增长点，特别是证券化将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多机会，“扩大”投入绿色金融的资金规模。除了“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中“环境”方面的绿色金融，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和“治理”问题（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简称ESG，是用以评估投资可持续性的三大因素）。2017年，在新版《绿色债券原则》公布的同时，还发布了《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去年，世界银行推出了首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的债券，以支持直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因此，在展望“环境”方面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期“社会”和“治理”这两个因素会越来越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都希望促进市场良好发展，我们预计会出现更多与欧盟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类似的监管创新。 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值得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将资金引入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如此，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可持续发展正成为规划制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比如绿色建筑或者保护自然水循环的可持续雨水管理项目。更进一步来说，“智慧城市”可以通过整合信息、通信和交通技术，从而优化城市运转效率，减少资源消耗。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正在大踏步前进，例如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微电网、太阳能电板、生物质电厂、互联网接入及政府办公数字化。哥本哈根、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等城市正在制定新的城市规划和大数据应用新标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等问题，向智慧城市迈进。有500多个中国城市已经开始或正在制定规划向智慧城市转型。在接下来的10年中，预计全世界的智慧城市数量将会出现爆炸式增长，而且不只是在富裕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仍将是为实现这一转型提供资金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投资者正在采取行动：从持有资产的机构投资者角度来看，其始终面临气候变化的长期风险。同时，考虑到长期投资期限和深厚的资金实力，机构投资者尤其适合投资于可持续解决方案。影响力投资呈上升趋势。按照某些标准衡量，全球机构管理资产中有25%（超过22万亿美元）可以算作可持续资产。资产管理公司不再把影响力投资视为小众市场，相反， ESG策略将继续融入各种资产类别和投资决策流程。在传统的负面筛选策略（避开让人联想到不良ESG影响的投资）之外，更加主动积极的策略将越来越受欢迎，也就是将ESG数据纳入基本面分析，或者选择性地支持在ESG方面表现出色的投资。资产所有者，包括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捐赠基金，通过加大ESG资产配置，剥离化石燃料资产及其选择的第三方投资管理机构，也将推动这一变化。绿色可持续金融的这种“主流化”趋势将越来越多地得到积极寻求变革的个人投资者，特别是千禧一代的推崇。 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首次将绿色金融列为G20议题，此后这项工作继续在G20层面上展开。作为2018年G20主席国，阿根廷承诺推进G20工作。您对今年G20在绿色金融方面的进展有何预期？ 阿根廷政府在绿色金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开展了三项实质性工作：可持续资产证券化、发展可持续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推动可持续金融的数字化创新。这些目标明确的举措都将有助于推广可持续金融。证券化将拓宽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机会；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可以提供庞大的资金池，投向绿色基础设施等领域；数字化创新则有利于针对性地扩大资金来源以应对环境风险，推进2017年初启动的绿色数字金融联盟的工作。 国际金融协会（IIF）成员众多，涵盖从全球融资机构到私募对冲基金等金融业的各个主要领域，从事着不同业务并发挥着不同作用。IIF成员之间是否就绿色金融概念达成了共识还是存在异议？ 绿色金融的概念很广泛，在定义和分类上肯定存在意见分歧。因此，国际金融协会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促成跨司法辖区的统一分类标准的建立，包括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倡议。在有效监管框架的支持下，这样的分类将有助于推广可持续金融实践。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绿色债券领域相当活跃。2017年，美国和中国在绿色债券发行方面都非常积极，发行额分别达到431亿美元和231亿美元。您对美国、中国和全球绿色债券的发展趋势有何预期？ 2018年上半年的趋势表明，绿色债券市场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发行人范围更广，包括主权以及多边、地方政府和企业发行人，发行量也有所增长。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扩大了现有金融工具的范围并吸引了更广泛的投资群体。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75％的全球资产所有者认为他们有责任通过投资来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对绿色债券和证券不断增长的需求来源。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也将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例如，今年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绿色建筑。特别在中国、亚洲新兴市场和欧洲，一些政策举措也旨在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扩大。我们预期未来几年绿色债券市场会快速增长，希望国际金融协会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工作有助于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举措结合起来，实现这一目标。 您最钦佩的人谁？为什么？ 就可持续金融而言，我觉得很难说某一个人最值得钦佩。事实上，在我们这个领域，集体努力是前进的唯一途径。即便如此，从对我个人的启迪和激励来看，我肯定会说是米歇尔·奥巴马，原因有很多，比如将第一夫人的传统幕后角色转变为强有力的领导角色，敢于承担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她发起的“让我们动起来（Let’s Move! Program）”活动解决营养和儿童肥胖等基本问题，推行 “追求更高目标 (Reach Higher Initiative)”、“让女孩上学 (Let Girls Learn)” 教育行动计划，以及她对男女平等的支持。说真的，你不能不钦佩这样一位女性，她会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与艾伦·德杰尼勒斯一同热舞，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来提升人们的健身意识。

绿色债券，或成为埃及经济增长的新推手

作者：戴青丽 7月18日，埃及政府公布了绿色债券发行监管框架，标志着其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对于埃及和类似的市场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找到合格的“绿色”项目。因为在这些地区，由于可持续项目的定义标准尚未制定，相关标准的实施和执行机制则更不明确。 不过，埃及此举的正面意义在于，相关国家开始认识到需要民间资本为转型发展提供资金，进而向能效更高、污染更少的经济模式过渡。民间资本至关重要，且可以有多种形式。绿色债券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融资模式，但目前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与全球10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相比，2017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为1610亿美元，仅占同期全部债券发行量的百分之二左右。 中国正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低碳转型发展提供资金，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政府预估，在未来五年内，每年绿色产业发展至少需投入6,000亿至1万亿美元，但政府财政只能提供10-15％的资金，其余部分需要来自私营部门。作为中国政府“向污染宣战”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2016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以来，位居全世界同期发行量第一，并继续引领全球。 习近平主席重申将在其第二任期内致力于绿色金融发展，最近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要建立可持续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中国正在为其金融机构的“绿色”项目制定统一规范的定义和标准。 埃及可以抓住机遇，效仿中国。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建立和发展稳健的市场，让投资者树立信心，埃及应制定、遵循并执行严格的可持续项目定义及标准，相信不会搞“漂绿”那一套，或推动那些打着环保名义的投资项目。 为进一步增强信心，埃及可以争取让其绿色债券获得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等机构的认证，向投资者保证在发行债券时会采用高标准。此外，埃及应考虑在发行绿色债券的同时，辅以配套的政策措施，从而产生积极的政策激励作用，例如通过税收减免或优惠贷款，鼓励建立绿色项目库。 另外，埃及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在国际上募集资金。例如，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几家大型银行的绿色债券已经在巴黎和伦敦等主要的国际交易所上市。国际投资者对可靠、可信的可持续投资项目抱有很大的兴趣，这在全球绿色市场的显著增速上得以体现。 如果埃及对其新发行的债券采取高标准，绿色发展将可能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埃及天气炎热、降雨量有限，加上仍然活跃的重工业发展、燃煤电厂的建设计划以及不断增长的汽车购买量，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否则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空气污染水平不断上升。埃及政府正考虑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要想有效地减少碳排放，需要良好的政府政策、绿色发展的高标准以及有效的执行力度。如果埃及政府真正有意致力于这样的理念并引领绿色发展，将有可能为非洲和中东的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照片来源：中埃网

中国加倍努力开展环境治理

6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此后不久，国务院又出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加快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污染防治、防控金融风险和精准脱贫同为中国要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中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发布的这一系列文件重申了习近平主席对生态环境治理和污染防治的重视。 为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意见》对具体污染物排放防控目标指标、实施要求和执法保障机制做出了具体要求，对空气、水和土壤质量都提出了特定的污染防治指标。《意见》在执法措施方面更加严格，提出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责任追究和终身追责，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生态环保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强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落实。 在绿色金融方面，《意见》指出，要实现环境治理和污染防治目标，必须借助绿色金融工具，扎实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意见》重点提出了以下相关任务和措施： 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监督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市场主体全面、及时、准确地披露环境信息； 将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加快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这些文件，尝试阐述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宏大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虽然这些文件对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的作用影响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显而易见的是绿色金融在环境治理政策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第六期—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