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发表的题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给》的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教授认为，对中国城镇“用工荒”现象的误判导致了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政策。
1. 不存在短缺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其他人士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到出现工资上涨压力的时点。孟昕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存在绝对短缺。她解释说，这种表面上的短缺是由于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延长在城里工作的时间。
2. 工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也有其他的原因
孟昕表示，包括限制性户籍制度在内的三项政策导致了城市工资水平上升。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政策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耗尽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也令整体工资增长有所提高。农业补贴和农村福利带来的好处提高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并减缓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同时给城里的农民工工资带来上涨压力。
3. 工人需要新技能
许多城市都开始努力提升地方产业，其依据的错误假设是目前出现了绝对性的劳动力短缺。但孟昕指出，低技能工人将很难在这些新兴产业找到工作。加上中国持续转向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这将增加为农村孩子和城市农民工子女改善教育的紧迫性。
4. 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将有所帮助
孟昕认为，中国努力将农民工从大城市引流向中小城市，同时鼓励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搬迁到地方县镇去，这种规划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不太可能成功。她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以市场力量为基础，让农民工可以迁往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和成功发展的城市。当前的制度会控制人们能在哪里定居，而不管是否确实存在工作机会。
5. 户籍改革至关重要
孟昕认为，归根结底，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国需要允许农民工定居在他们最有可能找到工作的城市。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变以容纳新的城市居民，这进而要求对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