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努力从重工业转向服务驱动型经济。目前，服务业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GDP。但遗憾的是，根据由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白安儒撰写的最新保尔森基金会政策备忘录，金融与房地产在服务业增量中也占到了不小的部分，制约了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可持续发展。白安儒是独立研究机构佳富龙洲经济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他对需要做些什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指望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您是否对这一进程持乐观态度？
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陷阱”，或者不如说“问题”，在于越来越难把握 怎么做才能够维持经济增长，成为高收入国家。 所以，我认为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本身并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解决之道，因为发生这种转变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全是好事。例如，如果制造业持续疲软，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以服务业为主，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此外，如果你深入观察迄今为止中国如何实现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我想你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主要原因是金融业近年来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您在文章中对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表示有所怀疑。为什么？
我并不怀疑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只是认为，说服务业贡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GDP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正出现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这样。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近来有所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业。而出现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多年来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所以，这不能证明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服务业增长相对缓慢。既然中国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家庭服务业应该更加重要才对。目前有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服务业事例，比如在线商务的蓬勃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总体情况其实好坏不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加大力度推动放松服务业监管。
您认为设定民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将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什么？
中国政府已表示要努力让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享有更多机会，包括服务业。但最近人们对已经承诺的监管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层面上得到很好的实施也议论纷纷。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目标过于含糊，因此对未能达到目标的情况无法问责。为提高民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设定的量化目标是清晰明确的，在应该实现的最终结果上毫不含糊。这可以加强问责制，还可以促使低级官员弄清楚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具体变化才能够实现目标，而不是必须由中央官员在工作中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目标已经在医疗行业起作用。所以，我认为用量化目标来推动其他领域放松监管将是迅速启动改革进程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