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保尔森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英文原文首发于4月17日《金融时报》，以下为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原文译稿。
新冠病毒不仅造成了致命的大流行，而且让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当病毒传播速度减慢、政府开始重建时，它们必须面对一股无比强大的势力：孤立主义。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一方是植根于市场原则的开放势力，另一方则是四个维度（即贸易、资本流动、创新和全球机构）的封闭势力。
放任经济铁幕降临将危及经济复苏，并损害经济和社会稳定。各国必须抵抗削弱跨国联系的努力，全球机构必须挺身而出并转型。
世界因为一体化而繁荣。但是，即使在大流行之前，天平已经向封闭经济体倾斜。现在，衰退、失业率的飙升以及在应对新冠病毒爆发时缺乏透明度让这些声音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我们需要重新校正全球化，但必须保全全球化最好的特征。正确的政策不是终止全球化，而是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贸易领域肯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战役。跨国公司必须确保不再依赖从单一国家采购每一个必要的部件。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国内采购部分至关重要的医疗产品。如果太过极端，这会导致一个重要行业的解体，更何况当前美国已经以牵强的“国家安全”考量为由，对钢铁和工业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政府应当保护其重要的供应链，但也需要推动各个行业的贸易和投资繁荣。
全球银行业没有充足的资本来吸收即将发生的大规模信贷损失，并为促进经济复苏提供所需的信贷。我们必须确保资本能够流向最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的海外资本流动肯定会遭到保护主义者的抨击，但各国仍然应当寻求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的外国投资，应当搭建桥梁而不是竖起围墙。
技术脱钩也存在进一步导致经济封闭的风险。颠覆性的跨国合作是创新的土壤。但是技术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本质为多用途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自然产物。这些创新是经济成功的法宝，因此政府必须投资，为企业家提供激励机制，并制定能够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标准。
北京强调自主技术，而华盛顿则强调供应链的转移和技术封存。不幸的是，两者都意味着未来将属于技术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太过极端，切断联系并禁止技术交流和联合研究，就会阻碍创新和改变世界的潜在基础研究，包括对新冠病毒疫苗及降低碳排放（一枚定时炸弹）的研究。
全球机构有义务和机会应对这些挑战。但它们没有显示出承担任务的能力。过去的失败是成员国没有努力让其发挥效用的结果。
美国应当发挥领导力，重新投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试图削弱的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没能跟上现代贸易世界的步伐，而布雷顿森林机构则资金不足且治理过度。
当G20今年11月在沙特阿拉伯开会时，领导人应当承诺市场原则及支持经济增长的互补行动。但这还远远不够。可持续的经济未来必须有一套有效的全球规则，包括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此外，多边机构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帮助脆弱的国家避免人类苦难和政治动荡。
G20的主要经济体必须应对更广泛威胁的风险。各国对于一个高度可预测的大流行病完全措手不及就是一个警示信号。各国必须为其它显而易见的风险做好准备，例如恐怖主义、网络战、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现在正是开始为全球协调制定框架的好时机。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全球机构，并建立防止和应对未来悲剧所需的条约和协议，世界将陷入危险境地。
那些鼓吹封闭的势力会抗拒强化多边机构的努力。但那只会增加公民的风险。虽然改革的近期前景看起来暗淡，但我长期更为乐观的原因是，这次危机最终会促进主要国家相互合作，并为建立更加和平和可持续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世界经历过比新冠病毒更严峻的挑战。但是只有主要经济体团结起来，经济的复苏和未来才能得到保障。即便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战略竞争者和对手也需要努力才能达成合作。但是，如果最大的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不能找到可行的战略框架，经济复苏就不会持久。全球经济秩序并不完美。但是，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必须大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