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何豪开始设计和建造太阳能住宅，从而认识到这并非难事。从那以后，他一直积极倡导低碳解决方案，而且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持极其少见的乐观态度。何豪是保尔森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评委，同时也是能源创新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最近被授予著名的“海因茨环境奖”，表彰其在能源政策领域发挥的战略领导作用以及为大幅减少全球碳排放和能源浪费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何豪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美两国的相关工作。他认为，在共同努力并带头解决环境问题上，两国已经形成默契，正面临历史性机遇。
此次采访中，我们问何豪他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中美两国在降低能耗和碳排放等方面可以相互学习些什么，他自2013年起担任“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评委有何体会。
是什么让你看好我们降低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
现在我们已经证明，各行各业都可以经济有效地实现低碳或零碳排放，而且各行各业都在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到目前为止，太阳能和风能是成本最低的新电力来源，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了碳排放从高到低的转变。在美国能源消耗最大的三个州中，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到2030年将有65％至70％的电网达到脱碳要求。从现在开始算起，距离达成这一目标只有14年的时间。
从高污染行业和公用事业的基础上看，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都大，但中国采用清洁技术的速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这是一场利害攸关的高速竞赛。中国政府承诺在未来15年内建设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与整个美国电力系统不相上下。
我想说，中国现在正站在转折点上。中国一直大力倡导清洁能源而且专门在这方面作出了政治承诺，推动能源价格下降到“绿色化”不再构成经济障碍的水平。但是，燃煤电厂等老旧设备的运行涉及到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尽管近年来的政治选择非常出色，还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贯彻执行。
有什么是中美两国各自做得不错而且可以互相学习的？
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最前面，不过我要提一提两个重点。首先，在一些经济部门中，中国被迫关闭落后的工厂。他们愿意考察研究汽车和水泥等不同行业中污染最严重的部分，然后就采取行动关停。美国必须学会这样做。我们应该每年淘汰5％污染最严重的工厂和发电厂，给新建设腾出空间。第二，中国已经为清洁技术创造了稳步增长的大规模需求，这正是推动清洁能源价格下降的原因。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则一直走走停停，踌躇不前。
另一方面，美国的建筑质量更好，更加遵守建筑规范，建筑能效更高。很多中国建筑存在漏损和低能效问题，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建设和维护只有20-30年寿命的建筑会浪费大量能源。水泥、钢铁、铝材、玻璃等建材中都含有能源消耗。我们应该把建筑看作是有100年乃至300年使用寿命的资产，通过优质施工建设，实现零净能源消耗的目标。
美国做得很好而中国正开始着手的另一件事情是建立一个真正严格的环境执法体系。中国的环境保护部领导目前干劲十足，但环保部的规模太小，无法处理中国需要的所有科学、许可、监测和执法工作。
自从三年前设立“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开始，您一直担任该奖项的评委。你有何体会？
评奖过程有许多方面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的政府领导人，特别是省市级领导，很愿意展现出站在治理环境第一线的形象。他们有被视为环境保护领导者的政治愿望，因此把“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看作是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办法。
我参与奖项评选工作的动力之一是开始更明确地把我所谓的“绿色装饰”和“绿色实际”分开。在我们筛选申请人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申请人真正地计算了他们的环境影响和效益。我认为，在中国环保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多的是象征性而不是实质性的变化。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构想更加深刻、更具实质意义、更为全面，这是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