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新书《亚洲的环保》中，作者马克·祈福德描述了一个正在与严重的污染问题作斗争的地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三十多年来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不过他看到了希望的迹象：他认为企业界通常率先设法收拾残局。
在《亚洲的环保》一书中，您认为中国现在是真正致力于治理污染，实施了很多好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污染问题仍然如此严重？
主要问题之一是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规模。正如大型集装箱船调转方向需要时间一样，不管政策有多积极，我们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中国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面影响。
中国的空气污染危机背后的罪魁祸首是煤炭，2014年占中国发电量的64％左右。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但却占了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一半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且能源效率也非常低——每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所需的能源约为美国的三倍。如果中国无法提高能源效率并使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量上升脱钩，将不可能使全球升温幅度保持在《哥本哈根协议》规定的2°C上限内。
中国的污染危机很难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煤炭用户和最终电力用户并不承担与煤相关的一切负外部性的全部成本。单是燃煤电厂排放这一项就造成了每年有二十五万人过早死亡。中国无节制的煤炭消费需要付出真正的人力成本，而煤炭用户并未支付其应付的费用。
虽然中国政府成功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部署了大量资本和资源，可还是要尽力在基层实施。这些自上而下的目标通常很少真正执行，在中国开始把其污染问题视为生死攸关的威胁而且我们开始看到政府官员由于环保绩效不佳而丢了乌纱帽之前，中国的污染治理工作很可能不会取得成功。
您还提到在中国建造节能建筑的成本比建设燃煤电厂低好几倍。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更多的节能建筑？
在中国，开发商的大部分建设决策是基于短期建设成本来计算。建筑物的持续成本没有得到考虑，因为开发商并不关心能效低下的建筑物是否需要花费更多来供暖、采光和保持凉爽。更糟糕的是建筑物的寿命较短，因为建筑物中有大量的所谓内含能耗，即生产制造建筑物中使用的钢铁、玻璃和混凝土所需要的能源。中国建筑物的平均寿命据中国研究人员统计才20年时间，或者据房地产顾问公司高纬物业称有35年，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绿色建筑较高的建设成本是主要障碍。虽然有政府补贴，开发商表示仍不足以弥补额外开支。据路透社报道，每平方米最高80元的补贴远远低于据某开发商称为获得中国的最高三星级等级评定而需要花费的每平方米300元成本[大约6％的溢价]。建筑规范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建筑商和开发商有充分的动力偷工减料。购房者，还有全社会，则为执法不严付出代价。
中国有一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GBEL）制度，其宗旨与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LEED体系类似。GBEL制度由政府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与LEED体系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专业认证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特许专业人士来确保适当的认证评估。
您谈到企业和政府在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上发挥作用。您认为民间团体需要而且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民间团体可以鼓励政府和企业解决环境问题并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从而在中国的治污工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三个利益相关方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需要制定政策；企业有寻求解决方案所需的资金、技术、人力和动力。民间团体在这一承诺中起到制衡作用。
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是经历了“先致富、后污染、再清理”这样一个环境整治过程的国家。民间团体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没有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下解决了环境问题，即使是像新加坡这样自上而下治理的国家。
凝聚共识需要时间。雷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后过了八年时间，直到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才正式成立。在中国，今年春天柴静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以极快的速度大范围传播，在国内还可以下载该纪录片的那几周里有大约3亿中国人下载观看，这可以表明公众关注度。在中国领导人仍对独立公民行动保持警惕的情况下，很难理解如果没有普通民众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环境整治工作，如何能够产生变化，使中国改头换面，从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变成更加环保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