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全球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的最可怕、最具灾难性和确定性的风险。”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在纽约举办的2019年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上如是说。

论坛期间，保尔森主席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进行了对话，凯雷投资集团（The Carlyle Group）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担任主持。保尔森主席肯定了中国在解决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上取得的“令人惊叹”的进展。然而，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仍是美国和欧洲总和的两倍之多，中国在减排的进程中不能有丝毫松懈。鉴于此规模，中国无疑是全球减排行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力至关重要”，保尔森主席表示，“如果中国没有成功实现其目标，我们几乎没有可能降低这些长期风险。”

投资于环境也可以是盈利的事业。保尔森主席引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仅在中国，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潜在价值可高达一万亿美元。此外，中国已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吸引私营资本，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有助于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绿色债券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对“绿色”缺乏统一的定义。例如，与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仍将清洁燃煤发电项目视为绿色投资。中国正在重新审定这一定义标准，力图使其更加符合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绿色投资标准。

另外，保尔森主席主张对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产品和服务实行自由贸易。他表示：“我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取消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关税。”

中国一直在碳减排的道路上积极前行，但人们担心其力度可能会随着经济下行而减弱。就在前两个季度，中国的碳排放量有所回升，一反此前的下降趋势。保尔森主席说：“在经济疲软时期，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往往会减弱。”但是，如果中国明确其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不变，就绝不能在减排工作上松懈半分。

中国的行动不仅对其国内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全球的影响也举足轻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强调“一带一路”应当是绿色的。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供融资，其中包括燃煤电厂的建设，为此，保尔森主席鼓励中国制定最严格的环境标准。保尔森基金会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保尔森主席还表示，“执行严格的环境标准能带来显著的成效。”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未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126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可能会超过中国。

彭博全球商业论坛是一场年度盛会，汇聚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领袖，探讨解决全球变暖对经济繁荣的威胁，探索机会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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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5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该项目成为中国第54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滨海湿地类型的自然遗产。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主要由潮间带滩涂和其他滨海湿地组成，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潮间带滩涂，是濒危物种最多、受威胁程度最高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枢纽，也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或越冬地。

该区域支撑了17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红色名录所列物种的生存，包括1种极危物种（勺嘴鹬）和5种濒危物种（黑脸琵鹭、东方白鹳、丹顶鹤、小青脚鹬、大滨鹬）。其中，勺嘴鹬全球90%以上个体在此栖息、换羽；全球80%的丹顶鹤来此越冬；黑脸琵鹭、小青脚鹬、大杓鹬、大滨鹬等长距离迁徙水鸟选择在此停歇、补充能量。IUCN的专家评估报告认为，该区域是众多珍稀濒危候鸟保护的不可替代的自然栖息地，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

保尔森基金会自然生态保护总监牛红卫表示：“祝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她还说，“作为黄（渤）海候鸟保护地联盟中的一员，保尔森基金会与全球众多环保组织一道，强烈支持将该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这一重大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保尔森基金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该区域滨海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支持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申报工作，支持中国滨海湿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015年，保尔森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发布的 “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报告”（“蓝图项目报告”）甄别出了对于候鸟保护极其重要而亟需得到保护的一系列中国滨海湿地。在蓝图项目研究报告发布后，沿海湿地的生态效益及重要性得到了政府决策层的认可。2017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将16处重要沿海湿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预备清单，其中多处便是“蓝图项目报告”所建议亟需优先保护的。目前，保尔森基金会正与合作伙伴积极开展湿地管理人员培训及其它湿地保护工作，以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湿地保护和管理。

（部分内容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中国江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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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空气污染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90％的人口无法呼吸到清洁空气，每年约有7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其中约400万人生活在亚太地区。

今年世界环境日活动由中国主办，聚焦“空气污染”，旨在呼吁人们重视全球空气污染的显著影响，并敦促政府、企业、社区和公众共同努力，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创造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空气污染是怎样形成的

经济活动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例如智能手机、洗衣机和汽车等消费品的生产和制造。而能源的使用，特别是煤等化石燃料的燃烧，会向大气排放有害的物质，造成空气污染。

生产者通常不会因为污染空气而承担直接成本，所以也没有动力投入资金从而减少自身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污染往往以健康代价和环境退化的形式传递给了社会和环境。在经济学中，这些代价被称为“外部效应”。由于没有考虑外部效应而导致资源的低效分配通常被称为“市场失灵”。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和印度，在其发展阶段都面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应对空气污染大事记

快速工业化给中国带来诸多环境问题，许多大城市经历长期空气污染。最近几年，政府一直在采取各项措施来改善全国的空气质量：

2013年9月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重点关注城市细颗粒物PM2.5水平的降低，包括了2,77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2014年3月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向污染宣战”

2014年4月

通过《环保法修订案》，以加强合规和执法力度。

2018年7月

中国发布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2018年7月：中国发布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这些举措有助于中国大幅改善空气质量。《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为关键地区设定了空气质量目标，要求在2013年至2017年间大幅降低PM2.5浓度指标，珠江三角洲地区要求降低15％，北京地区降低3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地区优化产业、能源、运输、用地结构调整，具体措施包括推进清洁取暖、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等。近两年来，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协同减排效果显著。

蓝天保卫战 我是行动者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为大家提供了机会，应对全球空气污染问题。

公众如何参与其中

• 搭乘公共交通、拼车、骑行或步行。
• 将私家车换成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或者选择搭乘电动出租车。
• 停车时关闭汽车发动机。
• 减少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有助于减少甲烷排放。
• 对有机食品进行堆肥处理，对无机垃圾进行回收处理。
• 更换为高效的家庭供热系统和设备。
• 节约能源：不用时关灯、关闭电子设备。
• 千万不要焚烧垃圾，因为这会直接导致空气污染。
• 选择无毒油漆和家具。

政府如何参与其中

• 宣布以减少有害空气污染物为目标的工业新要求。
• 承诺逐步淘汰汽油和柴油车，并进行更多可再生能源投资。

企业如何参与其中

• 思考如何减少企业设施和供应链的空气污染物排放。
• 承诺使用可回收材料进行生产制造活动。

图片来源：联合国环境署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12/upshot/china-pollution-environment-longer-lives.html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9574-Can-China-meet-its-2-17-air-quality-goals-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0711-China-releases-2-2-action-plan-for-air-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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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此之美，我几乎无法相信它的存在。”

——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36

���于爱默生的这个观点，任何曾经体验过荒野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无论是在婆罗洲的雨林、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中国的三江源、还是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

大自然的极致之美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大自然是我们庆祝美好时光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沉思反省、寻求慰藉的地方。这并非巧合：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在野外休憩可以缓解压力，增进人际交往，促进体育锻炼，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疾病。大自然使人身心愉悦、感知幸福、减压放松，在这些方面所发挥的经济效益虽然难以量化，但无疑是显著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衡量自然价值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研究表明，每年全球所有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物和水、固碳和净化空气等，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超过一百万亿美元。

然而，当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到自然的真正价值时，它已经受到了威胁。根据“地球生命力指数”的估算，自1970年以来，超过60%的野生动物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载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动物、真菌和植物物种的保护状况。该名录显示，全球超过27,000个物种面临着灭绝威胁，包括40％的两栖动物、25％的哺乳动物、14％的鸟类，以及34％的针叶树种。据估计，目前物种灭绝速度为自然速度（即：无人类活动干扰时的物种灭绝速度）的1,000至10,000倍。这些数据令人吃惊，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警告：即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社会必须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和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横跨全球两大主要动物地理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中国幅员辽阔，拥有高等植物35,000多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居世界第三位。中国的野生动物种类也非常丰富，但因分布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国度，承受着巨大人为压力。由于栖息地破坏、污染以及盗猎（食用或获取毛皮）等人为活动，中国至少有900种脊椎动物被列为受胁物种，有些甚至是易危或面临局部灭绝危险的物种。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然的价值，并加强对最重要的地区和物种的保护，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正在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保尔森基金会正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在国家公园、滨海湿地和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生态保护这三大领域积极开展工作。

国家公园

中国正在开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有望在2020年正式建成首批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能保育大片原野，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国家公园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能为具国家重要性的生态和文化资源提供安全的庇护所，更在于其能促生可观的经济效益。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国家公园对该国的经济贡献高达920亿美元。保尔森基金会将美国等其他国家国家公园建设的成功经验引入中国，为中国提供政策决策信息。中国国家公园试点区，有些还是大熊猫、雪豹、兔狲和东北虎等受到全球高度关注的濒危物种的家园。这些国家公园一旦得以正式批建，这些濒危动物将会迎来更为光明的未来，国家公园周边社区更会同步受益。

滨海湿地

保尔森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报告（简称“蓝图项目报告”）表明，中国仅沿海湿地每年就能产生价值约300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然而，尽管湿地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却仍面临多重威胁。蓝图项目报告显示，在过去50年里，由于湿地围垦、不可持续的渔业生产、外来物种入侵和污染等原因，中国已经丧失了53%的温带滨海湿地、73%的红树林以及80%的珊瑚礁。这导致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水鸟数量每年减少5%-9%，这无疑给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亮起了一盏红灯。

值得庆幸的是，在蓝图项目研究报告发布后，沿海湿地的生态效益及重要性得到了政府决策层的认可。2017年2月，中国14处重要沿海湿地被中国政府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预备清单；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目前，保尔森基金会正与合作伙伴积极开展湿地管理人员培训及其它湿地保护工作，以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湿地保护和管理。中国的滨海湿地关系着许多迁徙鸟类的未来，例如极危的勺嘴鹬和大杓鹬。如今，它们的未来更添了一重保障。

市场机制

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等9个部门于2018年底联合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的总体原则是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让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提供淡水和食物、水体净化、洪水调蓄等）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让那些保护、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保护者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保尔森基金会正在向中国的合作伙伴介绍基于市场机制的生态保护、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领域的国际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保尔森基金会正在探索在中国实施“湿地缓解银行”机制的可行性，这是一种对人类开发活动给湿地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害进行补偿的机制。在湿地缓解银行机制中，开发商必须首先尽力避免对湿地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开发商须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害，开发商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在其他地方恢复或创建湿地来补偿因为项目开发而破坏的湿地及其生态系统功能。开发商可以在别处自行恢复或创建湿地，也可以向专业的湿地恢复机构购买补偿“信用”来抵消对湿地的破坏。

更好地理解和衡量自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是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的关键一步。上述的几个例子是我们进行的有益尝试。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每个人如何能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减缓、阻止甚至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因为这关乎我们的未来。

参考阅读：

•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相当于每年一百万亿美元。
• 地球生命力指数
• 国家公园研究
• 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
• 滨海湿地蓝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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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争春

2019年3月，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宣布一项历史性的绿色保险合同正式签署，用以确保一栋新建建筑的绿色性能。从保尔森基金会的一份政策报告中提出的创新概念到绿色保险产品开发，再到实际绿色保险合同签署，整整经历了三年时间，突破了长期困扰全球绿色建筑市场的困境。

绿色建筑背景历史

绿色建筑一直被称为建筑行业向更加环境友好转型的希望。其特点是很好的能源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健康的室内空气质量，以及其它一系列绿色性能。

最有名的绿色建筑认证体系之一是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于1997年开发的能源和环境设计先锋标准(简称LEED)。几乎是同一时间，中美两国开始在北京合作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能建筑示范项目。这栋最终成为中国科技部的办公楼于2004年建成，并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LEED认证的中国建筑。

中国于2006年开始开发自己的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俗称三星标准(TSP)。2008年，第一栋建筑取得三星标准评级。在三星标准实施的头五年，仅有不到1万平方米的建筑获得绿色建筑评级，这与同一时期中国建成的100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规模相比，几乎微不足道。

2013年，国务院转发了绿色建筑国家行动方案，极大刺激了绿色建筑市场。随后三年，三星建筑评级的建筑面积达到4.72亿平方米，一举超过美国LEED认证体系，成为世界上认证面积最多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中国绿色建筑自2013年开始增长迅猛（万平方米）

设计与性能的错配

绝大多数绿色建筑评价体系都存在设计与性能错配的问题。中美两国的绿色建筑评级体系都从设计细节的评价清单开始。只要一栋建筑的设计图纸可以获得足够的绿色评级分数，这栋建筑就能获得绿色建筑证书。其建成后的实际性能如何往往不予考虑。

不幸的是，绿色建筑设计无法确保一栋建筑建成与入住后的绿色性能。虽然绿色认证的建筑设计并不意味着绿色性能，开发商常常在销售时对获得绿色设计的建筑提高售价。

为了解决设计与性能的错配问题，一个解决方案是增加一个绿色性能认证，在建筑运行后进行评价。然而，很多开发商直接忽视第二阶段的认证。因为当一栋新建建筑可以进行性能认定的时候，开发商早已售房脱手，获得额外“绿色”利润了。事实上，中国所有获得绿色建筑评价的建筑中，不到5%的建筑是对实际性能的绿色评价。绝大多数绿色仅仅是对蓝图的评级。

建筑设计与实际性能错配是全球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最普遍的困境。

被融资强化的僵局

似乎错配问题还不足够严重，全球各地的不少提倡绿色发展的政府都热衷于给绿色建筑提供资金激励。诚然，政府通过奖励绿色建筑可以很容易地展示其绿色承诺。但如果这些建筑都只是图纸上的绿色设计，那么设计认证与性能认证之间的鸿沟会因之更加扩大。当政府鼓励了开发商的不当行为，只会在开发商和消费者之间加深对绿色认证的怀疑，最终损坏绿色建筑评级项目的可信度。

绿色建筑市场在银行参与后更加偏向。

根据前中国银监会在2017年12月份发布的一项报告，截至2017年上半年，21家中国主要银行对12个绿色目录涵盖项目共发行绿色信贷8.22万亿人民币。其中目录九是专门针对绿色建筑和建筑能效提升的，从2013年上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一共发行了7300亿人民币的绿色信贷。

这些银行是根据绿色设计评级来确定一栋建筑是否绿色。但银行也许不应该被指责未作尽职调查，因为银行不具备专业知识判断一栋建筑是否是绿色的。

那么，银行是否可以根据绿色性能评级来发行绿色信贷呢？很遗憾，那只会是太迟了。因为申请建造贷款都是在建造开始前发生的。

建造前发行信贷与建造后评定性能，两者之间也存在期限错配，这个巨大的困境也被目前绿色信贷发行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

对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的绿色信贷持续上升（亿人民币）

破除困境的创新模式

2016年，保尔森基金会发布了一份由彭博基金会资助的政策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绿色建筑节能投融资研究‘。该报告指出了中国绿色建筑市场的巨大融资需求与缺口，并且提出了一个创新模式，通过引入绿色保险概念，大规模提高以绿色性能为核心的绿色建筑，达到解决困扰绿色建筑市场的两个错配问题：一个是建筑设计与建筑性能之间的错配，另一个是信贷发放与性能认定之间的时间错配。

2017年，亚洲最大的财险公司中国人保与保尔森基金会签署了根据绿色保险模式共同开发绿色建筑保险产品的备忘录。2018年，中国绿色建筑市场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同意进行绿色建筑保险的试点，并获得世界银行和能源基金会的支持。

中国人保与朝阳区开发商签订的这份绿色保险合同既是保尔森基金会政策报告里绿色保险概念的落地实践，也是对保尔森基金会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的完美诠释。

仍需努力

从概念上讲，利用绿色保险破除绿色建筑的困境的概念并不是很难理解。在该模式下，开发商在建造绿色建筑之前购买一份绿色保险以确保建成后的绿色性能。银行据此保险给开发商进行绿色授信。建筑完成并入住后，如果没有实现最初的绿色性能承诺，保险公司将赔付。

然而，绿色保险概念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首先，保险公司与银行对试点项目的风险偏好不同。在目前的管理政策下，银行调整其信贷发行的灵活性非常小。最初设计的保险-银行联动机制在该试点项目中无法实现。如果银行可以根据绿色保险证书发行绿色信贷的话，将极大激发开发商确保绿色性能的兴趣。新成立的中国银保监会合并了之前的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能，应该有动力鼓励保险-银行的联动机制促进绿色建筑。

建筑师与建筑能源专家也经历着新模式的挑战。他们已经习惯于根据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菜单式设计。他们的设计模型很少能准确预测建筑建成后的绿色性能。因此他们的设计能力需要极大提高。

另一个关键点是要完善所有相关的管理和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梳理目前的提倡绿色发展的各项政策，以催生更市场化的创新。

另外，银行，保险和政府之间应该互相共享信用报告。这样所有各方都可以跟踪和分享一栋建筑从设计到建造再到运营的相关信息。

最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还未全部完成，那就是根据开发商资质、项目设计、绿色承诺等级和其它因素来量化保险费用。希望这个试点项目将帮助完善保险精算模型。

无论如何，绿色保险模式的第一个项目证明了该模式能够破除绿色建筑僵局。更多的试点可以检验政策框架的可扩展性，以通过绿色保险和绿色信贷联动方式扩大绿色性能为主的绿色建筑。保尔森基金会将继续帮助扩展这一创新性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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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中国自然资本的关键组成部分。保尔森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发布的《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简称“蓝图项目”）表明，中国仅沿海湿地每年就能产生价值300亿美元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虽然尚未针对淡水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过类似的专项深入分析，但淡水湿地在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可持续食物供应、生物多样性维持以及碳储存等方面也具有十分显著的效益。

然而，尽管湿地有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却仍面临重重压力。蓝图项目发现，在过去50年里，由于土地围垦、不可持续的渔业生产、外来物种入侵和污染等原因，中国已经丧失了53%的温带沿海湿地、73%的红树林以及80%的珊瑚礁，而这也可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迁徙水鸟种群数量逐年下降的原因之一，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亮起了红灯。

庆幸的是，在蓝图项目研究报告发布后，沿海湿地的生态效益及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2017年2月，中国14处重要沿海湿地被中国政府纳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预备清单；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并实施了《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

保护固然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有效的、可持续的管理才是湿地（包括沿海和淡水湿地）及其生态效益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所以，当务之急在于提高管理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事实上，《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也提出了，“各缔约方应加强培训能胜任湿地研究、管理和看管的人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CWMO）携手保尔森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面向中国大陆的湿地管理人员，合作开展了一项多年、全面的湿地管理培训项目。

该培训项目在世界著名的香港米埔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针对不同类型的学员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培训方式，包括基于课堂的理论知识学习和讲座、户外考察和实地研究等。培训项目为学员们提供了湿地保护和管理、监测、湿地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国际先进知识、理念、最佳实践和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培训还帮助学员更好地分析了解他们工作所处的湿地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协助他们制定合适的管理计划。自2015年项目启动以来，共有来自中国大陆16个省（市、自治区）的140余名湿地管理和规划专业人员参加了培训，其中大多数的学员来自于11个沿海省份的重要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规划机构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及中央和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湿地管理官员。

学员问卷反馈显示，该培训项目在中国各地的基层湿地管理工作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应用到了从培训项目中所学到的有关湿地管理规划、科学研究和监测的知识；约50％的受访者反馈，他们应用到了湿地环境教育和湿地恢复方面的知识。该培训项目除了对学员的实际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外，还有望在改善中国湿地管理、促进中国湿地保护方面产生长远的影响。

以下是部分学员的心得体会：

江苏省林业局湿地保护站科长、工程师袁芳说：

“结合米埔自然保护区基于湿地管理的监测研究，2016年我们建立了全省湿地监测平台。未来，将在全省各湿地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等设置监测点，对全省重要湿地进行实时监测。”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工程师赵英力说：

“在湿地保护方面我们学以致用，应用生物手段和数据监测解决了陕西扶风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保护问题——使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水质明显好转。”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帅说：

“米埔培训给我带来了湿地和保护区管理的全新视角，目前崇明东滩的不少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源于米埔。特别是我们在制定管理处的‘十三五’规划时，将所学的湿地管理规划方法纳入其中，提高规划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成为今后东滩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

CWMO等有关单位也对该湿地管理培训项目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帮助提升了中国湿地管理方面的部分骨干基层工作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护意识，开阔了视野和思路，学到了先进理念、管理技术和经验，促进了中国湿地事业的发展。

保尔森基金会联手包括CWMO、老牛基金会和河仁慈善基金会等在内的合作伙伴，致力于落实蓝图项目所提出的包括湿地管理培训和能力建设在内的成果和建议，为中国政府建立湿地保护网络创造条件，以有效管理湿地，维持湿地每年提供的数千亿美元计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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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力，Terry Townshend

���前，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在京举行，代表们正在讨论新一年里涉及国计民生的各类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议题中，如何鼓励私营部门加大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将会成为热门话题。

在2018年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以推动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该行动计划肯定了社会投入在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在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生态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尽管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公共支出稳步增长，但要弥补过去几十年因经济高速发展而造成的生态欠账，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之际，受财力所限，政府想通过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来实现生态保护方面的各项目标，也会愈发困难。鉴于此，需要鼓励私营部门和社会资金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

2018年年底颁布的行动计划体现的总体原则是构建一个受益者付费、而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即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淡水供给、水质净化、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等）的受益者应支付相应的费用，让那些保护、维护和修复生态系统的保护者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该行动计划确定了建立市场化和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九项重要任务，包括：健全资源开发补偿制度、优化排污权配置、完善水权配置、健全碳排放权抵消机制、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绿色标识、推广绿色采购、发展绿色金融、建立绿色利益分享机制。

森林趋势组织（Forest Trends）对全球生态保护投资情况进行过多年的跟踪。其研究表明，虽然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已经开始为生态保护提供可观的资金，但从全球范围看，各国生态保护目前仍然主要依靠政府公共财政资金的支持。因此，尽管市场化资金机制的潜力巨大，但是否能将填补中国生态保护资金缺口的希望完全寄予市场化投融资机制，还有待客观的分析和观察。

一方面，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已经在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通过甄别、借鉴这些国际经验，中国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选择最适合自身国情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另一方面，中国在推行新的机制时常常强调速度和规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测、监督机制，这种求快求量的做法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离不开有力而明确的政策框架、按规行事的市场参与者、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程序、可靠的数据，以及严格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这些市场化机制，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其最终目标都应该服务于生态保护成效的实现。如果这些机制实施的过程中过度追求数量、规模和经济回报，而忽略了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成效，这便有违初衷，而效果也会适得其反。

此外，建立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监管上就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相反，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国际经验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为了让市场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中国健康成长，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界定这些机制运行的空间和边界，也要避免那些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降低生态保护目标和标准的做法。

基于此，保尔森基金会正在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开展市场化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投融资机制的国际案例研究。该研究关注的国际经验之一便是湿地缓解银行。湿地缓解银行是一种旨在对经济开发活动对湿地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破坏进行补偿的机制。在该机制中，项目开发者必须首先尽可能避免对湿地造成破坏。如果不能避免，开发者应该尽量减少对湿地造成的影响。对于不可避免的对湿地的占用和破坏，项目开发者必须在湿地缓解信用市场上购买对应额度的湿地缓解信用，通过在其他地方恢复或创建新的湿地来补偿项目开发给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在美国，这个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市场，并且已成为监管者和项目开发者优先考虑的湿地补偿方式。根据森林趋势组织生态系统市场项目的统计，2016年，美国湿地缓解银行业交易额高达32亿美元，有1,300个湿地缓解银行处于运行状态。

湿地缓解银行机制在利用私人投资来减少对湿地的破坏方面取得了成功，其关键在于建立并实施了以“永久保护”（或“永续保护”）为基础和原则的综合监管框架和一系列相关政策。这些监管规定和政策对湿地缓解银行的经营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以确保他们为保障湿地缓解银行长期的生态功能而实施了严格的管护方案并留出了充足的管护资金。更重要的是，湿地缓解银行的经营者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牺牲湿地缓解银行长期的生态功能。这种对长期生态保护目标的高度重视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在建立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当前，全球各国都希望能有效地地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利用好市场的力量，更好地保护、恢复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通过介绍国际上在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领域的经验和最佳实践，保尔森基金会希望能协助中国的决策者更有效地保护好中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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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德雷（Tom Delay）

企业战略是商学院授课的重点，也是董事会详尽讨论的问题，更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然而，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幸运的是，全球很多企业已经在采用一系列方法和手段，用务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以适应未来发展。但是，这些方法尚未在中国被广泛采纳。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企业行动，中国将难以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即中国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巴黎协定》承诺。

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这意味着企业要在其战略中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极端天气不可预测，可能导致生产设施停工、物流混乱和农业减产。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移民。技术创新、监管变革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行为的转变可能更难预测。

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是中国的企业高管们目前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是设定基于科学的碳减排目标。这要求企业按照必要的减排轨迹做出全面承诺，为实现《巴黎协定》中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C以内的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做出进一步承诺，争取实现将温升控制在1.5°C以内的更高目标。

目前，约有500家企业已经通过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全球契约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碳信息披露项目联合发起的科学减碳倡议（SBTi）参与其中。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做出承诺的企业中仅有三家来自中国大陆，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碳减排目标得到了科学减碳倡议组织的认可。

要使碳减排目标获得科学减碳倡议组织的认可，企业不仅需要实现自身业务的减排，还要设定宏大的目标，通过减少间接排放来激发更广泛的变革。这意味着企业还需要想方设法，通过影响供应商或客户，或者改变他们的产品、服务和业务模式，给上下游带来改变。

另一个主流趋势是采纳G20金融稳定理事会设立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制定这些建议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无法了解气候变化对企业的真正影响，可能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构成危险。

评估企业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的情景构建方法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提供了一套明确的指引，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面临的气候变化机遇和风险，让他们可以相应地制定战略。

由于金融领域正在推动完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特别是央行、投资者和保险公司，因此，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有助于转变资本市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尽管北美、欧洲及日本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都强烈支持企业采纳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提出的建议，中国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支持水平还是相对滞后（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和晶科能源等中国企业做出了相关努力）。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企业采取情景规划法，了解企业在全球对气候变化的不同反应下可能受到的影响，包括如果全球落实《巴黎协定》并成功使全球变暖低于2°C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总而言之，基于科学的减碳目标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提出的指引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高管们制定正确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这可以使企业引领潮流，在监管风险、立法变化和客户需求等方面防患于未然，更顺利地实现低碳经济转型。

良好的气候战略可以为企业提供真正有力的竞争优势，这被我们碳信托在欧洲和北美的重要企业客户所广泛接受。这些客户正在采取高水平的气候行动，并且将可持续发展绩效视为其采购政策和预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指标。

同样重要的是，良好的情景规划可以有助于预测和避免因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造成的破坏，还可以提供基本的市场情报，确定未来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创造新的增长机会。

对于某些组织机构而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不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成本上升，或者落后于更先进的竞争对手。尽管如此，他们的业务模式仍然基本健全。

至于其他的企业，特别是那些碳密集型行业，可能会面临新技术带来的严重冲击，或者搁浅资产产生的沉重债务。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有些行业将需要立即适应新情况，否则就面临被淘汰。

唐德雷爵士是碳信托的首席执行官，并担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气候变化、管理和金融专业理学硕士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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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让你来为一座新城选址，你一定不会选择新奥尔良。因为这里的大部分区域都低于海平面。”新奥尔良市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局长特里·艾伯特上校与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可持续城镇化研究班市长团交流的开场白颇为“别开生面”！该研究班是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国市长协会合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市长培训项目，参加今年项目的市长们也都来自广东的沿海城市。

新奥尔良在2005年遭遇的“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破坏最大、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艾伯特上校曾负责“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应急响应的全程指挥，他特别阐释了新奥尔良在应对都市重建挑战、尤其是在区域自然环境相关的领域积极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的独特资源。历经灾后重建，新奥尔良在海岸线保护、自然飓灾应对和城市文化遗产管理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广东省市长团选中这里作为本年度项目美国学习之旅第一站的原因所在。

广东省拥有长约2,700英里的海岸线，占中国海岸线总长度近三分之一，新奥尔良正在积极应对的解决海岸侵蚀、极端天气、湿地丧失以及由于气候变化而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等海洋环境挑战，也同样是广东省各城市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保护路易斯安那州海岸线具有显著经济意义。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最大的海鲜生产州之一，年销售额近20亿美元。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当地主导发起了一项海岸线保护计划，利用六英里长的牡蛎礁来改善水质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并降低导致海岸侵蚀的波浪能量，其项目成本低于人工礁。大自然保护协会沿海项目主任赛斯·布利奇介绍说，牡蛎是“生态系统工程师”，可以为城市海岸线起到天然防护作用。新奥尔良还在海岸防护中使用了人造工程和建筑技术。研究班还特别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建造的风暴潮防护堤安排了现场教学，该防护堤长1.8英里，高26英尺，建设目的是为抵御新奥尔良周边水道未来发生的风暴潮。

在新奥尔良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办公室，艾伯特上校和他的团队详细介绍了 “NOLA Ready”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及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时确保每个新奥尔良市民安全的计划。市长们在新奥尔良学习的当周，台风“山竹”正在广东登陆，造成的损失初步统计就超过了6亿美元。因此，选择这个项目进行研学，对于广东代表团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研讨交流中，专家通过案例分析，重点阐释了做好应急准备的经济性意义，特别指出：在规划和减灾方面每投入1美元的单位成本，即可节省6美元的灾后重建费用。智慧城市应急预案的经济性分析引起了研究班学员们的共鸣。

学员们还考察了新奥尔良的历史文化风情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目前在广东的很多二、三线城市也正在积极探求通过特色小镇的建设吸引游客和投资，寻求促动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径。学员们深入特色城区，具体了解新奥尔良如何通过其文化特色在诸多的美国城市中独树一帜，亲历了其独特的建筑、娱乐、美食和艺术交相呼应，相得益彰。新奥尔良的案例充分表明，一座城市完全可以通过独特的文化，取得认同、脱颖而出。

新奥尔良无疑为研究班的学员们研习应对城市发展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城市的文化遗产到海岸防护和应急预案，新奥尔良展示了一系列具有经济性的城市规划经验，以供市长们汲取借鉴，在其各自所领导城市践行。通过探索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方式来管控风险，新奥尔良保持了城市韧性和蓬勃发展， 这也成为广东研究班奥尔良之行所收获的切实、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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