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中国推进可持续性增长

绿色金融团队对话:马骏


绿色金融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障碍(挑战)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个是能力。

在提高认知方面, 过去几年我们通过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及保尔森基金会做了大量工作。 例如,G20呼吁不同国家的领导人、财长、央行行长关注绿色融资需求。 我们在2016年提出了七项关于绿色融资的建议,都写入了G20公报, 另外还有两项建议纳入了2017年的《G20汉堡行动计划》。 今年,G20正在研究三个新的议题, 即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绿色创业投资基金, 以及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认知,但还不够。 虽然在决策层面上知道什么是绿色金融, 但在操作层面上,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 需要知道什么是绿色金融和为什么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方面是能力建设。 例如,如何启动绿色债券市场, 如何提出绿色债券的定义、认证制度、信息披露要求。 而且,在操作层面上,还需要通过能力建设开发很多产品。 例如,资产支持证券是个相当复杂的产品,需要知道如何设立特殊目的机构, 如何验证绿色资产以及如何恰当定价。 所以说,前路漫漫,我们才刚刚起步。 我认为,保尔森基金会和我们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 还有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可以携手在这方面做很多事情。

您认为像保尔森基金会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哪个方面能发挥最大作用?

我认为保尔森基金会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保尔森基金会已开展了相关工作, 例如,在美国华盛顿联合举办了很多活动, 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等有关方面提高认知。 接下来我希望保尔森基金会能够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按我的预测,如果不进行任何改变,20年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的排放, 我说的是碳排放量,可能会达到中国的三倍以上。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以确保新的投资, 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能够大部分投向绿色低碳项目。 20年后再行动就太晚了。 因此,我们需要很多资源,包括保尔森先生的资源, 动员金融部门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力, 以及保尔森基金会丰富的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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